华人学者余英时获“人文社会科学诺贝尔奖” ，颁奖礼将于12月5日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举行。
本报专访国内人文学界——
图为11月15日《纽约时报》报道余英时获“约翰·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的消息。
文／本报记者夏宏
三联书店曾诚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师从钱穆，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11月15日，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与美国非裔历史学家约翰·霍普·弗兰克林（Ｊｏｈｎ Ｈｏｐｅ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同获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享有“人文社会科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Ｊｏｈｎ Ｗ. Ｋｌｕｇｅ Ｐｒｉｚ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100万美元的奖金由两人共同获取。颁奖礼将于12月5日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举行。
余英时既是首位获得这一奖项的华人，也是首位问津专业研究以外的跨学科国际大奖的华人。
据了解，“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设立的目的在“弥补诺贝尔奖之不足”（诺贝尔奖没有人文奖），用于奖励那些诺贝尔奖覆盖不到的广泛学科领域，包括历史、哲学、政治、人类学、社会学、宗教、艺术以及人文学科批评、语言学。
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士·毕灵顿博士宣布获奖名单时，盛赞余英时“在中国历史、思想和文化领域所作的研究，以及对人性所作的广泛深入探索，其影响已跨越许多学科和时空领域”。
“这一荣誉归于整个中国古代和近代史研究学界”
在普林斯顿大学家中，余英时接受访问时表示，他对中国知识分子如何结合宗教和世俗的现象特别留意，“较诸西方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有他们的道德、政治和社会目的”。他谦虚地将自己刚获得的这一荣誉归于整个中国古代和近代史研究学界。
余英时称他还不知道如何处置这份奖金，虽然“其中的一部分将用于交税”。
在获知此消息后，余英时的学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志田对本报记者说：“余先生的学术很深厚、宏大，要宏观地作一个梳理与评价是很困难的事。”余的另一位高足、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王泛森则形容他的老师“是韦伯所说的，以学术为一生志业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纯粹的学人”。
余英时现年76岁，曾师从国学大师钱穆和当代汉学泰斗杨联升。他于1987年加入普林斯顿大学，2001年退休。
和余一同获奖的弗兰克林已91岁高龄，本身为非裔的弗兰克林，对非裔美国人的历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
用中文表达征服“克鲁格奖”
余英时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很多是用中文发表的，而克鲁格奖也公开将这一点作为他获奖的重要因素。这是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界首次对中文学术著作的重要性做如此公开而明确的承认。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说：“过去一般认为，华人学者、中国学术如果不能用英文写作，就很难走向世界。余英时先生得到国际主流学界的承认，标志着中国研究已不再是一个区域研究，而开始进入世界学术主流。”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陆扬先生在他的博客中认为，余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崇高的奖项，一个关键原因就是“他对于西方人文传统的掌握和与西方人文研究对话的能力，在20世纪以来的华人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中是极其罕见的”。陆称，学贯中西的前辈华人学者虽代有人出，但严格来说似都不及余英时对西方学术脉络所具有的洞察力。另外，迄今为止克鲁格奖的所有获奖者，都有将人文研究和对人类精神境界的分析相联系的特点。这也是该奖的一个特色。
“余英时的获奖当然说明西方或至少是美国，对中国人文学研究的重视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作品最广为流传”的历史学家
余英时的研究领域基本在19世纪以前的中国史，所发表的专题论述上起春秋战国，下迄清代中期，所涉及的方面包括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政治史、中外关系史等，这些研究都有一个核心问题贯穿其中，“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同时，他自述“在西方文化系统对照之下，怎样去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特色”。而从1987年《士与中国文化》在上海出版以来，余的每一部新著都会在大陆知识界产生重要影响，书中论及的问题都受到了历史学者们的重视和重新审视。
学界形容余英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中国历史学家”、“在当代以中文创作的历史学家中，其作品最广为流传”。
对现世关注，特别是对知识分子角色思考
近年来余的论著结集成两套丛书——“余英时作品系列”（六种）和“余英时文集”（十辑），均在国内出版。
在史学与思想史上学术关怀外，还有“对现世的关注，特别是对知识分子角色的思考”，在所有著作中，余英时都将“史学的深厚学养和现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关怀成功结合”，正如他自己所说：“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具有超越一己利害得失的精神；他在自己所学所思的专门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对国家、社会、文化的时代关切感。这是一种近乎宗教信持的精神”。
作为一个学人和一个知识分子，余对所有“扮演知识分子角色的人”所应信守的强调，在现世尤为醒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