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近日发表了一篇访谈《学者朱学勤称新历史教材进步，人吃人史观扭曲》。以历史学者自居的朱学勤教授滔滔不绝大谈所谓的新历史观，其中对中共历史、对开国领袖毛泽东，朱学勤的一些观点着实吓人一跳。
在谈到毛泽东的历史功过时，朱学勤称，史学界到今天还是见仁见智，到今天还没有形成一个共识。教科书的编者，采取一个淡化、略化、粗线条的处理方法，既是无奈的，也是理性的。
笔者感到不解的是，在中国，对毛泽东的历史功过难道没有共识吗？在中国共产党内反复讨论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这一问题早有结论，并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赞同。基本精神是，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邓小平还多次说，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见《邓小平文选》）
当然，对历史事件，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会有不同的看法，这也不足为奇。但是，上海历史教科书对率领党和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开国领袖毛泽东的历史功绩，采用一笔带过的“淡化手法”就值得商榷。笔者注意到，此教科书一出笼，不但引起国人的强烈反对，就连远隔重洋的美国中文媒体《侨报》也于9月7日发表社评提出质疑。社评称：再多的盖茨和子弹头等贴近现实的内容，也代替不了毛泽东的意义。这样的历史教育是否成功，又如何帮助学生理解中国现状，瞻望中国的未来呢？这真是一针见血的批评，值得国人深深思考。
毛泽东之所以不能被淡化，乃因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和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这是不可抹杀的历史事实。近日正逢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人们对此的体会更为深刻。邓小平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就曾动情地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
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讲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为古老的中国赶上时代发展潮流、阔步走向繁荣昌盛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见新华社2003年12月26日电）
几代中共领导人对毛泽东的评价是科学的准确的，也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毛泽东率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奋斗史也是中华民族光辉历史的一部分。因此，中国历史教科书不能淡化这一事实。淡化这段历史，不是在还原历史真相，而是要改写历史；不是向青少年传递正确的历史观，而是灌施一种历史虚无主义。
身为“历史学者”的朱学勤，明明知道十一届六中全会及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毛泽东都有着明确的评价，却非要推出“到今天还没有形成一个共识”的怪话，令人感到不可思议。那么，朱学勤想要推出什么“共识”？曾有哲言云：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同样可以说，忘记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历史上的丰功伟绩，就是背叛。
当前，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改革开放的中国也在文明的交流中受益匪浅，但这不等于全盘接受西方的思想文化。有些人对西方的一切都顶礼膜拜，以为唯有西方的政治才是文明的政治，唯有西方的历史观才是正确的历史观。于是就有人提出来，要用新的历史观，重新审视毛泽东的历史功过。作为个人的学术观点这是个人的自由，但在影响下一代历史观的教科书问题上马虎不得。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尊重历史，对下一代进行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对青少年的成长有重要意义。在这一关键问题上，不能让个别学者标新立异的观点成为影响舆论的主流。
看完“历史学者”朱学勤的滔滔宏论，草民已经迷惘，这位“历史学者”所专，是“历史”还是别的什么，如果是”历史学者”的话，怎么会讲出“用文明史来代替阶级斗争史，用社会生活的变化来代替王朝体系的演变，用文明来代替暴力，用千百万普通人生活的演变来代替少数帝王将相的历史，…是文明、开放、面向世界的思路，…要可亲可近而且可信得多”这样无知的话来。
就中国、世界目前有记载的史籍来看，哪部历史不是记载着“暴力”、“阶级斗争”，“千百万普通人生活的演变”何时离开过“王朝体系的演变”，哪里有“纯粹”的“文明史”，就连“文明圣人”孔夫子，甭论对错，还有“堕三都、杀少正卯”的“暴力”呢，西圣耶稣不是被“暴力”钉在十字架上了么，中国的两个世界文明奇迹长城、兵马俑都与“暴力”相关，“历史学者”朱学勤难道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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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引用 Guest (2008-7-08 16:49:00, 评分: 0 )
豫东
亦菲在《朱学勤对毛泽东历史功过的看法荒唐》一文中，对朱教授谈到毛泽东的历史功过时，所说的“史学界到今天还是见仁见智，到今天还没有形成一个共识”的观点持否定意见。其论据是，“在中国共产党内反复讨论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这一问题早有结论,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还举出党和国家的领袖人物邓小平、胡锦涛对此问题的有关讲话。
尽管亦菲的论据看起来大得吓人，似乎碰不得，其实这些论据都是立不住的，是不充分的。其一，朱教授谈到毛泽东的历史功过时，说的是在“史学界”还没有形成一个共识。亦菲举出的却是党的《决议》中对这一问题早有结论。这里，“史学界”和党组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党组织再大再高，即使是十一届六中全会，就能取代“史学界”吗？党组织的《决议》中早有结论，“史学界”就不可以“到今天还没有形成一个共识”吗？史学界的学术研究，百家争鸣，是正常的学术活动，朱教授说的是史学界的实际情况，是无可非议的。
其二，朱教授谈到毛泽东的历史功过时，说的是到“今天”还没有形成一个共识。亦菲却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决议》中就早有结论。对二十七年前的《决议》，在当时个人崇拜的迷误尚浓的形势下，即使“史学界”也是赞同的，但随着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发展，人们认识水平的逐步提高，二十七年后的“今天”，“史学界”就不可以对毛泽东的历史功过产生异议吗？就不可以见仁见智吗？如果可以，那么“史学界”“到今天还没有形成一个共识”怎么就成了“怪话”而不可思议了呢？
其三，亦菲还列举了邓小平说的“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作为论据。就是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是邓小平主持通过的，这个《决议》也是总结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开始。十二年以后（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五日）邓小平在上海会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坦诚地说：“ 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老、（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亦菲列举的《决议》和邓小平当年的讲话，“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所以，《决议》和邓小平的上段讲话都不能成为有力的论据。既然“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史学界正是在“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意见会少些”的今天展开讨论的，“史学界到今天还是见仁见智，到今天还没有形成一个共识”正是百家争鸣，学术繁荣的体现，这是无可指责的！
其四，亦菲还列举了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大会上的一段讲话作为论据。这仅仅是一次纪念会上的讲话，在这段讲话中，他只着重指出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阶段的功绩，对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仅以作了“探索”、为中国走向繁荣昌盛创造了根本“前提”而粗略地淡化了。这段讲话，他只简要地讲了毛泽东的功绩，并没有提毛泽东的过失。当然，纪念会上不提过失也罢。但是，不能作为对毛泽东一生功过的全面评价，更不能作为对毛泽东一生功过的历史性结论。
综上所述，亦菲所列举的论据是立不住的，是不充分的。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最终评价是尚待时日的。朱教授谈到毛泽东的历史功过时所讲的“在史学界到今天还是见仁见智，到今天还没有形成一个共识”是一位学者说的一句大实话。朱学勤对毛泽东历史功过的看法并不荒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