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沙的一些介绍（文化古迹篇）

    关于长沙的一些介绍自汉晋六朝以来，长沙便成为佛教的胜地，道教的洞天，名山之中遍布寺庙，成为长沙名胜的重要组成部分。
　
      　麓山寺：坐落在岳麓山的古树丛中，左临清风峡，右饮白鹤泉，前瞰深壑林海长岛湘流，后依禹碑风云赫曦丹枫，有“汉魏最初名胜，湖湘第一道场”之称。麓山寺曾名鹿苑、慧光寺，晋代法祟禅师首创。602年（隋仁寿二年）敕建舍利佛塔。唐代诗人刘长卿流连该寺，留下了“香随青霭散，钟过自云来，野雪空斋掩，山风古殿开”的名句。730年（唐开元十八年）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李邕书写“麓山寺碑”，洋洋1400余言，历数山寺掌故。明神宗万历（1573－1619）年间敕赐“万寿禅林”。麓山寺历代高僧辈出：开山祖师法崇以传“妙法莲花经”著称；隋朝著名的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最初出家长沙杲愿寺，后弘法于麓山寺，后人建讲经堂以景仰；唐时摩诃衍禅师曾诠住持麓山寺，后将南宗禅法传人西藏，并在拉萨与印度高僧论战。麓山寺屡毁屡建。1986年修复了大部分殿堂，殿内佛像庄严慈祥，千手观音前每天有不少信徒顶礼膜拜。所珍藏的佛经和古籍极为丰富，石刻的阎立本、吴道子、牧溪、仇英等作的观音宝像，贯休的十六应真，湘绣怀素草书《自叙贴》等均为珍品。
　　
        开福寺：长沙北郭，湘江东岸，有处古建筑群常引人驻足，这就是古开福寺。开福寺始建于927年（五代后唐天成二年），张云：“长沙开福兰若，故为马氏（殷）避暑之地。”马希范继位，又在附近扩建会春园、嘉宴堂等。旁垒紫微山，北开碧浪湖，植荷莲菱芡，广以千亩。至北宋，开福寺已成为著名的风景胜地，共有内外十六景。明末以来，殿宇多次被焚，解放后两次修复。现占地48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8000多平方米。四柱三层牌坊式山门屏开于“开福寺路”北侧，3米高的朱墙将寺环抱。山门内，沿中轴线前后为：放生池、绿洲、前坪、弥勒殿、大雄宝殿和毗卢殿。两厢对称，东为客堂、斋堂、摩尼所和紫微堂；西为讲堂、禅堂、念佛堂。房舍全由曲廊连接，参差错落，颇有明清建筑特色。该寺创建千余年来，佛事兴隆，名僧频出，如北宋洪蕴，佛医俱精，曾被宋太祖召见，赐紫方袍；南宋道宁五传法嗣心地觉心是日本人，被日皇赐以“法灯圆明国师”谥号；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诗僧寄禅、笠云与王?运等名流在此组织碧湖诗社，为当时文坛盛事。
　
      　密印寺：密印寺坐落在宁乡沩山的毗卢峰下。建寺之前，南岳高僧百丈怀海曾遣弟子灵赴沩山开拓佛地。唐大中初，笃信佛教的宰相裴休贬职潭州，奏建密印寺，请灵复出。849年（大中三年）灵再建寺。裴休捐田千余亩，召各寺名僧汇聚沩山，盛极一时。据传当时“壮丽凡百楹，奏赐寺额曰‘敕赐密印禅寺”。
　　
        密印即“密传心印”之意。853年，灵禅师圆寂，诏谥大圆禅师。灵大弟子慧寂在江西仰山弘扬灵宗风，名与师齐。师徒合创了禅宗五派之一的沩仰宗，故密印寺山门联云：“法雨来衡岳，宗风启仰山。”自北宋后，密印寺四度被焚，现在的大佛殿系1933年重建，高27米，四壁嵌满鎏金佛像，计12218尊，故名“万佛殿”。佛像神态肃穆，殿内金光灿烂，令人目眩，实为我国寺院之奇观。
　　
        石霜寺：为湖南名寺，因山而名。石霜山，位于浏阳城南金刚乡境内，因山峻水秀，触石喷霜而名。史籍载：“法道盛时，石霜、道吾俱为选佛之场。”该寺始建于唐据僖宗年间。据碑文和《石霜寺略》载：寺始由唐僖宗李儇（874－888）下旨，宰相裴休监建。石霜寺曾管辖寺院48处，房屋5048间。唐僖宗赐香火田300石，传有骑马关山门之说。有“殿高九十尺，佛高七十尺”之名，“浏阳大佛”寺院之宏大可想而知。此外还有后人增修的裴休、包拯塑像。现存的殿宇尚有大雄宝殿、关圣殿、祖堂、斋堂、戒堂、方丈室、客膳厅等。石碑木匾亦不少。寺房惜年久失修，倾颓不少。寺前坪山门内及寺后现存有千年古柏、古银杏各一株，据说柏树还是幼苗时，即向左倾斜，小沙弥欲拔掉，被庆诸制止，用土石垒围正，故名为左柏，高30米，胸径达80厘米，枝叶繁茂。如今，树在人亡，佛塔累累，该寺的开山祖庆诸和尚和他的后继者就葬在寺的后山附近，而古柏和银杏仍迎朝送晚，屹立寺后。石霜寺世出道德禅师，著名的有普会（庆诸０、慈明（楚圆）、普闻（龙湖）、慧南、方会等。中国佛教禅宗五家七宗，有两宗发源于石霜寺。《中国佛教》中云：“有楚圆，住石霜崇胜寺行化，其下有慧南、方会，开黄龙、杨歧二派，合前五家，号为七宗。”相传日本佛教真言宗和临济宗均发脉于石霜。
　　
         陶公庙：长沙县梨镇临湘山，有历经十朝的陶公庙。1400多年前，东晋长沙郡公陶侃的孙子陶淡、曾孙陶隐居修炼于此。每年正月十三和八月十七陶公生日前后，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如醉如狂。旧时湖南巡抚等地方官吏，莫不到此顶礼膜拜。陶公庙循中轴线，分别为山门、戏楼、庙坪、48级麻石台阶、前殿和后殿。前殿奉“陶公真人”神像，后殿供观音佛像，东侧尚有偏殿。庙中戏楼建筑奇巧，巧在楼中有楼，奇在高低远近各不同，前瞧后看，侧视仰观，形态各异。不仅翼角高翘，风铃作响，朱壁照人，金匾生辉，而且雕饰极精美，层次丰富、色彩鲜明。舞台正上方有八封形斗拱，据说有消音回音效果。
　　
         浏阳文庙：属儒教庙宇，是仿曲阜孔庙的宫殿式古建筑群，位于浏阳市圭斋路北侧。庙宇面街背山，南北长149米，东西宽43米，共有13个建筑单元，是我国保存完整的孔庙之一。浏阳文庙始建于宋，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改建成现格局。中轴线上依次为泮池、石桥、棂星门、石阶、大成门、御道、祁阳石雕“卧龙抱珠”、月台、大成殿、御碑亭。两侧为辕门、回廊、钟鼓亭和偏殿。大成殿居高临下，重檐歇山顶，琉璃筒瓦铺面，青花瓷砖作脊，中置葫芦宝顶。大殿由32根花岗岩石柱支撑，分3层排列。正面以雕花镂空的中堂门作屏，周围置石栏围廊。殿后御碑亭昔有康熙乾隆所题“斯文在兹”、“万世师表”等匾额。殿前月台高1.67米，花岗岩铺地，周护石栏。月台之东南、西南两隅耸立着四角重檐攒尖顶舞亭、乐亭，为旧时春、秋祭孔舞乐场所。纵观文庙，金碧辉煌，东西对称，回廊贯通，朱墙环抱，具有典型的清代江南建筑风格。

岳麓山是湖南著名风景区之一，其山脉属南岳衡山，古人把岳麓山列为南岳七十二峰之一，称之为灵麓峰。南北朝刘宋时《南岳记》载：“南岳周围八百里，回雁为首，岳麓为足。”故名岳麓。据地质学考证，岳麓山奠基于古生代，形成于中生代，发展于新生代，距今3亿余年。山顶云麓宫保存下来的一副对联“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是对岳麓山山川形势的绝妙概括。
　　
        岳麓山濒临湘江西岸，海拨300.8米，连峦叠峰数十公里，有如一道天然屏障，横直长沙市区西面。主峰云麓石骨苍秀，廊殿楼阁依山畔石。凭栏远眺，湘江如带，桔洲浮碧江心，双桥飞架东西，古城新廓尽在紫气青烟之中。前有凤凰山、玉屏山、天马山；后有桃花岭、绿峨岭；南有金牛岭；北有圭峰。这些小山依附在它的周由，势若众星拱月，浑然一体。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群峰朝拱如骏奔”诗句，写的就是岳 麓山天然雄浑之势。
　　
        岳麓之胜在山川。这里群峦叠翠，古木参天，浓荫匝地，林壑幽美。山中植物达977种，其中，罗汉松为千年名木。银杏、枫梓、松栗，虬技曲干，蓊郁青葱；山涧泉流终年不涸，颇有清幽之感。每到秋冬之交，红枫丛林尽染，红桔满挂枝头，麓山更加艳丽。
　　
        岳麓山与城市毗邻，自汉以来，即为游览胜地。千百年来游人不绝，因而名胜古迹遍布全山。有号称“汉魏最初名胜，湖湘第一道场”的古麓山寺，有古代四大书院之冠的岳麓书院，还有云麓宫、爱晚亭、白鹤泉、禹王碑、清风峡、望江阁、步虚岭、飞来石、自来钟、响鼓岭、蟒蛇洞、舍利塔、笑啼崖、穿石坡等，这些名胜古迹，在民间流传着许多美丽动人的神话故事，使游人流连忘返，琢磨玩味。
　　
        自唐以来，许多著名诗人，学者以及社会名流，都有称颂岳麓山的诗文，或在山中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伟大诗人杜甫漂泊潭州时，写了《岳麓山道林二寺行》等待作，以“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塔级宫墙壮丽敌，香厨松道清凉俱”等诗句赞颂山中殿宇的宏伟和环境的清幽。唐代大书法家李邕在《麓山寺碑》中评述该地“幽谷左豁，崇山右峙，瞰郭万家，带江千里，玉水布飞，石林云起。”宋代书法家米芾专程来此观摩《北海碑》，碑侧尚留有他的题记。相传清代诗人袁枚游览麓山清风峡，取杜牧“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诗意，提议改“红时亭”为“爱晚亭”。据记载，湖广总督毕秋帆正式改红叶亭为爱晚亭。
　
      　岳麓山有许多革命先驱的墓葬。这些茔墓掩映在苍松翠柏之间，庄严肃穆，黄兴、蔡锷墓则是其中最巍峨雄伟的两座。黄兴墓位于云麓峰左方的小月亮坪，塔形碑柱直顶蓝天，上嵌铜铸“黄公克强之墓”碑文，护以铁石栏杆。墓的右下方，即黄兴墓庐，已修葺一新，室内陈列着黄兴生平事迹图片。蔡锷墓在白鹤泉之上，碑柱上嵌有铜铸“蔡公松坡之墓”的碑文，墓有石栏围护。自鹤泉下有蔡锷墓庐，并有介绍他生平事迹的图片陈列。这里又是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年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毛泽东、蔡和森、罗学瓒、张昆弟等常来岳麓山聚会，留连于爱晚亭、清风峡等处，研讨国家大事，探求革命真理。

中国书院制度自唐末兴起以来千数年之久为世人举目。院以山名，山因院盛。岳麓书院坐落在长沙风景秀丽的岳麓山下。为我国宋代四大书院之冠。书院之前，东晋陶侃在这里建杉庵，唐代修道林精舍于此，裴休、杜甫、沈传师、刘长卿等都曾在此开舍结庐。张也爱岳麓山川之胜，栋宇之宏，流连不舍。直至976年（宋太祖开宝九年），潭州知州朱洞采纳刘的建议，由官府投资创办。1001年（咸平四年），又由知州李允则向朝廷请以国子经籍。1015年（祥符八年），宋真宗召见山长周式，并赐书“岳麓书院”四字门额，书院因之名声大振。宋室南渡后，书院罹遭兵火。后于1131年（高宗绍兴元年）修复，宋代著名理学大师朱熹、张二人在书院主持讲学期间，书院规制一新，学生达1000人。当时有民谣“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道林寺在书院左，为唐宋时长沙名刹，今不存），更有“座不能容，饮马池水立涸”的盛况，是岳麓书院的全盛时期。史籍上还把岳麓书院称为“游湘洙泗”，将它与孔子在家乡讲学的地方并提。1276年（恭帝德佑二年），元将阿里海牙兵毁书院，1286年（元世祖至二十三年），郡人学正刘必大才又重建。此后，数经兵灾，屡经修复，到清康熙（1662－1720）年间，书院又有大的复兴。康熙以“学达性天”四字赐给书院。乾隆（1736－1795）年间，又重振旧观，奠定了现在书院的规模，乾隆皇帝亦赐书“道南正脉”匾额。使这所古代高等学府得以保持其历史源流而不断，封建帝王的关注和题额、赐书，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书院由讲堂、文昌阁、六君子堂、十彝器堂、半学斋、赫曦台、山门等主要部分组成。书院大门保持着旧日的“岳麓书院”四字门额和“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对联，十分显目。讲堂又称忠孝廉节堂，是书院的核心建筑、正厅两边是朱熹的“忠孝廉节”手书石刻，每字高1.6米，宽1.2米，两廊的正面是乾隆时御史欧阳正焕所书的“整齐严肃”4个大字石刻，使人肃然起敬。
　　
      文昌阁在讲堂之右，旧制书院生员凡应考得中及第者，均题名于阁内，成为书院的荣誉。阁前现存一块屏风，上嵌“岳麓书院”石刻，相传是宋真宗皇帝的手迹。
　　
      湘水校经堂为1837年（道光十七年），湖南巡抚吴荣光所建，现存他所书的木刻堂额一块。
　　
      六君子堂为祭祀朱洞、李允则、周式、刘珙、陈钢、杨茂元等6人而建，因这6人是创建或修复岳麓书院最有劳绩的人。
　　
      半学斋位于书院进门的右侧，是五开间一进的旧式房屋。“半学”一词取自《尚书?说命篇》“惟教半学”一语，意为半教半学，教学相长。半学斋为历代书院山长、高等学堂领导人居住所在。1916年暑假期间，毛泽东通过杨昌济老师的介绍，寄居于此。以后又数次寓居，主编《湘江评论》、《新湖南》，进行革命宣传。
天心古阁

      天心阁在长沙市中心地区东南角上，是长沙古城的一座城楼。它的基址占着城区最高地势，加之坐落在30多米高的城垣之上，又有“高阁插云”、“麓屏耸翠”、“疏树含烟”、“池塘夕照”四景相随，因而显得更加挺峭、峻美，成为长沙古城的标志。登上天心阁，极目四望，全城景物，尽收眼底。楼阁碧瓦飞檐，朱梁画栋，又大有古香古色，无论是游览观光者还是常居市民，总是留连忘返，忽意盘桓。
　　
      天心阁始建于何时，尚有争议，但明末俞仪已有《天心阎眺望》的诗，说明明末已有此阁。重修天心阁是1777年（清乾隆四十二年），距今也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天心阁”之称，是据传说而来，当时的星象学者认为这里地势高峻，地脉隆起，为文运昌隆之祥兆，于是在城楼建“天心”与“文昌”二阁以应之。昔日有对联：“四面云山皆入眼，万家烟火总关心”，即是建阁的初衷。岁月流逝，天心、文昌两阁均毁，只有一块“天心”的匾额留下来，后在文昌阁遗址旁兴建一阁便称为天心阁。
　　
      天心阁由于地势高，为攻守险要，这里便成了兵家必据之地。太平天国时，西王萧朝贵率军攻打长沙就是从这里进攻的。至今城墙上还留下了一些炮眼。1905年孙中山、黄兴在日本派遣同盟会会员陈家鼎回湖南组织同盟会机关，其秘密机关一度设在天心阎内。1930年7月27日，彭德怀率领工农红军攻入长沙，也在天心阁向部队作过报告。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时，天心阁化为一片瓦烁。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将天心阁所在地辟为“天心公园”。1983年重新复建名阁于明城垣上，垣高17.5米，地势海拔60余米，高出市区30米，居高临下，俯瞰万家。主阁3层，两翼各有两层副阁，间以长廊，呈弧状布局，左右映带，如鸟张翼，浑然一体。黄瓦飞檐，翼角高翘，32副阁角悬挂铁马铜铃，风摇铃响，悠悠清越。主阁南额“天心阁”，北额“楚天一览”。阁北侧原文昌阁遗址留为广庭。广庭东面筑以拉弓山墙和腰门。依旧嵌：“雄镇”、“壮观”、“居高明”、“远眺望”门额。主阁下的明代城垣，雉堞、炮洞均加修葺，更显古城垣嵯峨、古阁楼高耸之壮观。正如清代诗人李绍集所咏：
　　
     “城南耸高阁，直与丹霄薄。插顶上天门，扪着星斗落。我今一登临，极目真穹廓。物色卷横空，烟霞飞漠漠。湘水作带环，麓屏为扁钥。远浦送帆来，睛岚凝翠慢。雁字写长天，渔叟沿江泊。塔峰指顾间，万户倚楼脚。举目自云低，风动响铃铎。胜迹昭今日，纵笔摇山岳。”
　　
      在天心公园内还砌有假山、凉亭，盖有阅览室等。入门通路开阔，两旁绿树成荫。园内五彩续纷，鸟语虫鸣，是人们习拳舞剑、练琴读书、游览休憩的一个好处所。

长沙地区的音乐艺术，自古以来就十分发达。这从长沙楚汉墓葬中出士的乐器足以证明。
　　
      远古时代，我国曾有一击弦乐器——筑，《汉书•高帝纪》中对它的形制进行了描述：“状似琴而大，头安弦，以竹击之，故名曰筑。”此乐器为先秦时代的古乐器，源于我国南方，其声悲亢、激越，在民间广为流传。《战国策•燕策》记载，荆坷西刺秦王，太子丹易水送别，好友高渐离击筑，荆坷和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兮一去不复还。”又《史记•刺客列传》载：高渐离铅置筑内，扑击秦王末中被诛。这两个故事都有筑的记载。令人遗憾和迷惑的是，筑乐器自宋代以后，便失传了。干百年来是只见记载，不见实物。但这一失传之物，于1993年忽然在长沙河西西汉长沙王后渔阳墓中发现。文物界称这一发现为新中国40多年以来乐器考古的首次重大发现，学术界称这一筑为“天下第一筑。”与它同时出士的有还有吹、打、弹乐器——琴、排策、编碧，而筑为拉弦乐器。也就是说，筑的重新出现，还改写了我国的音乐史，将原有的中国拉弦乐产生于唐朝以后的历史，提早到了汉代。
　　
       远古时期，长沙先民的娱乐生活和宗教生活是结合在一起的。史载：湘楚之地“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正是这种风俗，产生和形成了湘楚大地上的民间宗教音乐——巫音；巫音又发展成为楚声。楚声的代表乐曲《九歌》，就是一组民间祭神的乐歌。该乐歌共 l l曲，从《东皇太一》到《国殇》10篇，每篇祭一个神，最后一篇《礼魂》为送神乐曲。这组乐歌早在屈原之前就已在湘楚大地上流传，后经屈原搜集整理得以保存下来。乐歌虽以祭神为主，但通过祭神，表现了湘楚大地上的长沙先民热爱生活、热爱生产、追求幸福的思想，特别是《国殇》一典，豪放悲壮，表现了卫国英雄勇武不屈的高尚品质，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具有十分积极和进步的意义。
　　
       春秋战国以后，民间宗教音乐开始由娱神转向娱人。一方面进入宫廷，成为以管弦乐为主的“丝竹”音乐；一方面仍存留于民间，成为以管乐器和击乐器为主的“吹打”音乐。长沙地区地道的民间音乐，正是以管乐器和击乐器为主的民间“吹打”音乐。纵观它的发展史，可将它分成3个时期：第一时期为丝弦音乐传人以前(元、明以前)的粗吹锣鼓时期，乐器主要由管子等吹管乐器(元代以后加琐呐)和打击乐器组成；第二时期为丝弦音乐传人之后(元、明时期)的细吹锣鼓时期，乐器主要由丝竹乐器和打击乐器组成；第三时期就是(明、清以来)至今仍在沿用和发展的综合吹打乐时期，它是粗、细结合，演奏起来，音响刚健，风格粗犷，既善于表现威武雄壮、波澜壮阔的场景和热烈火炽的情绪，又善于刻划肃穆、庄严、宁静的意境和轻快活泼的情趣，其表现力十分丰富。因此，明、清以来，长沙地区的民间音乐，一方面直接被戏曲音乐吸收，构成长沙花鼓戏和湘剧艺术的主体音乐；一方面又以独立的演奏艺术形式，在民间继续流传和发展。长沙地区至今仍在民间节日、庆典和丧事中所用的音乐，主要还是这种古老的民间音乐。
　　
       丰富的民间音乐，表现了长沙地区劳动先民对音乐的喜好。因此，长沙自古以来，就有很多的乐班。从有文字记载的乐班来看，唐朝长沙城内就有“应福”、“长寿”等吹打乐班；宋、元有“宝盛茂”、“芝兰香”、“天喜”等民间职业乐班和“积善堂锣鼓”、“苏州丝竹”乐班等；明、清长沙还设有“琴庄”、“琴友社”等，至民国，长沙地区的吹打乐班(又名响房)遍布城乡，著名有的有：史家巷的“多福堂”、湘春街的“双凤堂”、北正街的“吉庆堂”和“鸿庆堂”、通泰街的“湘庆福”和黄土岭的“福生堂”等，还有众多不挂牌半农半艺的农民吹打乐组织。1910。年，长沙成立“国乐业公会”，有城乡乐师300余人入会。
　　
       长沙的民间音乐，在于百年来的流传过程中，还不断吸收外来音乐，以丰富自己的表现力。如长沙的丝弦音乐，就是金、元时期从长江下游地区的民间音乐中吸收过来的。
　　
       古长沙地区的民间音乐，其表现形式大都短小，难以表现大型的传说和故事，而丝弦音乐却善于长篇的表现。它的伴奏乐器全是丝弦，如扬琴、琵琶、三弦、月琴、大筒、胡琴、板鼓和板胡等。另外，丝弦音乐相对于吹打音乐，显得十分雅致，深为士大夫、文人学士和小资产阶级及市民所欣赏。因此，明、清两代，丝弦音乐在长沙地区十分盛行，并为长沙民间音乐所吸收和地方化。
　　
       长沙丝弦的形式主要分小调、牌子丝弦、板子丝弦3类。演奏者有两类，一为以此为业的民间艺人，多为盲人、盲人弟子等；二为自娱自乐的市民和村民。丝弦音乐的曲调音乐性强，旋律优美，长于抒情，因此，自清代流入农村后即与花鼓戏紧密结合，丰富了花鼓戏的音乐部分。 

我国喜好和盛行上茶馆饮茶的城市有三：首推重庆，其次广州，再次长沙。重庆人坐茶馆是以饮茶为主，入座便“四海皆兄弟”，大摆其龙门阵；广州人却以点心为主，对饮茶质量不太讲究；长沙人坐茶馆却是两者并重，既要名茶又需美点，还要一点聆听弹词、评书之类的享受。
　　
     长沙茶馆历史悠久，起于何时，已无证可考。长沙种茶业的兴旺导致长沙茶馆业出现“一去二三里，茶园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品茶”的兴旺景象，而伴随着这一景象而来的则是为人们品茶提供条件的茶馆。
　　
     1904年，长沙辟为商埠后，茶铺茶馆居全省之首。当时，长沙著名的茶馆有八角亭的大华斋、育婴街的新华楼、南正街的九如春、老照壁的徐松泉、道门口的德园、西牌楼的洞庭春、游击坪的半江楼、北正街的湘华斋等。1906年，长沙成立“湖南商务总会”，前往注册登记的大小茶馆、茶摊、茶担达200余家。这一时期，最有名的茶馆是天然台。天然台茶馆是石库门面，门顶枋安有一大招牌匾，上书“天然台”3个大金宇，两旁抱柱上配一副湖南督军谭延 写的楹联：“客来能解相如渴，火候闲评坡老诗。”茶柜架上陈设景泰蓝锡茶缸，缸上个个都标有一道名茶茶名，古香古色，优雅别致。但此类茶馆当时只为官府、富室的贵人服务，平民难以问津。
　　
      抗日战争后，长沙茶馆仍有百余家。这一时期的茶馆大都设备简陋，沿街设店，饮茶者多为附近居民。其中店堂宽敞，茶点俱佳，闻香止步，高朋满座的有道门口的德园、西牌楼的洞庭春、八角亭的大华斋和老照壁的徐松泉，号称长沙四大茶馆。这4家茶馆基本分布在四门繁华地段，客源各有偏重。如政界及教育界人士喜欢惠顾德园；工商界人士习惯聚集在大华斋；手艺工人喜欢到徐松泉交流技艺行情；行栈老板及上街先生、经纪人则爱到洞庭春相会。这4家茶馆不仅茶叶各有特色，点心也别有风味。如德园包子皮薄馅足，花色齐全；大华斋的脑髓卷透油松软，落口消溶；徐松泉的烧麦米糯油透，如食珍珠；洞庭春的油饼香甜松脆，油而不腻。
　　
     长沙人爱喝早茶，天刚蒙蒙亮就有茶客上门，8点钟进入高潮。店堂内此时茶客满座，谈笑风生，烟雾弥漫，声音嘈杂，但茶客们处在这种环境中，怡然自得，安之若泰。
　　
     长沙茶馆的摆设，大都是清一色的方桌板凳。桌上一把茶壶，4个杯子，也就是说泡一壶茶可供四客饮用，时间不限。独饮一壶或二三人对饮一壶均可。饮茶数杯后，即上点心，包子一碟4个，两糖两菜，以作早餐。也可另点其它点心，如卷子、烧麦等，还有特制锅饺、汤包、油饼和酥合等。
　
   　茶馆也是时代的缩影，它能反映各个不同时期的政治特征。旧社会乌七八糟，茶馆成为接待八方豪杰、四路好汉的议事厅。帮会开堂放镖，有时也借用茶馆。白色恐怖时，茶馆壁上常贴有“勿谈国事”的禁条。长沙茶馆有时是买卖场中的交易所，也是调解地方纠纷的集约地，另外还是袍歌大爷、插旗子的、摆码头的、流氓、地痞的聚所和高官显贵设“鸿门宴”之地。
　
    　解放后，长沙茶馆才真正成为人民群众的活动场所。此时的茶客一般分两类：一类是喝早茶后上班，或碰头谈生意，约8点钟后即离席而去；另一类为有闲人士，退休老人、休假和休业人员，以饮茶消磨时间。少则二三小时，多则四五小时。茶馆每壶茶一般要冲4道开水才变谈，所用茶叶系由各店自己配制，叫“混合茶”。其中既有毛尖，又有炒青，再加香片，还用茉莉、白兰等香花窖压。茶经开水一冲，异香扑鼻，味浓而不涩，饮之使人心旷神怡。
　　
      长沙人坐茶馆，不仅有香茶的诱惑，美点的享受，更为其乐无穷的是聊天和听书。茶客们各自走出小家庭，汇人大堂，天南地北，古往今来，市井奇闻，社会万象，无所不谈，无所不论，真可谓“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听书，听长沙弹词则是更美的享受，自然也是别有情趣。以茶馆为依托，形成了许多书场。其中以火宫殿书场最为有名。开始的曲艺演出主要在火神庙戏台前的空坪进行，各类艺人各占一角。后来就有说书、弹词艺人在火宫殿搭棚演出。1940年后设有3个书棚，可容纳听众200多人。大多数听众，手端一杯清茶，边听书，边品茗，好不惬意。经常坐棚说书的艺人有舒三和、唐仁芳、张友福等。所说书目大多为《水游》、《三侠五义》、《西游记》、《济公传》、《封神演义》等传统话本。

长沙方言

       我国现在通行的汉语言，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它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语，在国际上是我国的代表语言，也是联合国使用的6种工作语言之一。但我国各民族除了有普通话这一共同语之外，还有许多不同的方言。这些方言是从属于民族共同语的语言低级形式，它们之间虽有较大的差异，但由于语言上有整齐的对应规律，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也大体相同，而且有共同的书面语，因而它们并非与普通话并立的独立语言，而只是民族共同语的地域分支。以长沙方言为代表的湘语正是这样一种语言。
　　
       在我国汉语七大方言中，湘语是其中之一。它主要分布在湖南省湘江和资江流域，以长沙语为代表。湘语内部复杂，有新老湘语之分。老湘语基本上仍保留古浊音声母；新湘语古浊音、声母不论平仄一律读不送气清音，也就是全浊塞音、塞擦音全部清化，而清化以不送气作为补偿手段。新湘语通行在长沙等较大城市，是以现代长沙话为代表方言。长沙是湖南的省会，是全省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而且人口众多，交通便利，因此长沙方言从古至今，一直受北方方言的影响，与普通话距离较小。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口的5％，因此，它在汉语方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长沙方言除了全浊塞音、塞擦音全部清化这一主要特点外，还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长沙方言的鼻尾韵有前移的趋势，如[n]变为[-n]，[-n]变为鼻化。不过，鼻化韵如山、摄、开、口、四等先韵，听起来有点像弱鼻化，又有点像弱鼻尾，表明这种前移变化还未完成。
　　
       二是长沙方言还保留入声，自成一调，但无塞尾。
　　
       三是长沙方言与其它湘方言一样，只有子尾，没有儿尾，而且子尾非常丰富。普通话的儿尾，长沙话往往省略或用子尾，普通话和其他汉语方言不带儿尾、子尾的，长沙话也往往加上子尾。这也是它的主要特点之一，如，禾线子(稻穗子)、凌杠子(冰锥儿)、纸条子(纸条)、麻雀子、蚂蚁子、桌子、椅子等等。
　
      　四是长沙方言表完成态不用“了”，也不用“啦”，而用“哒”。如：吃哒(吃啦)、走哒(走啦)、好哒(好了)等等。
　　
       五是长沙方言表肯定不用“是”，而用语气词“嗯喽”。如：“这是你家?”“嗯喽!”“你去过?”“嗯喽!”
　　
       六是长沙方言因仍在受普通话的影响，至今还在变化，如，解放前的长沙话有尖团之分，舌尖前音与舌尖后音之分，现在这些差别基本消失了。
　　
       七是长沙方言中一些词的读音保留了古音的读法。如，长沙话念“蚊子”的“蚊”和“浮起”的“浮”及“甫”宇，是念重唇音，“蚊” 字念成(m?ng)；“浮起”念成( báo)；“甫”念成(bü)。这些都是古代的读法，是古音。古代设有轻唇音，“蚊”、“律”、“甫”三宇都念重唇音，长沙话在汉语后来的演变中，一直保留了重唇音的读法，因此保留了这三个宇的古音。
　
      　另外，长沙方言有19个辅音声母(普通话有21个)，外加一个零声母，有韵母38个(普通话39个)。它的声调有四声六调：即阴平、阳平、上声、阴去、阳去、入声6个调类(普通话只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4个声调)。
　
      　长沙方言以上的这些特点，使它形成了自己的一些语法和音韵特点，相对于普通话来说，自有一番风味。
　　
       例如，长沙话的副词，其数量和表现力要比普通话的副词丰富得多。像：
　　
       冰(pìn)冷的　刮(guà)白的　桕(jiù)酸的　嫩(nèn)白的　墨(mò)黑的
　　
       喷(p?n)臭的　浸(jìn)甜的　劲(jìn)咸的　贡(gèn)绿的　绷(p?n)硬的

等等，表现的都是普通话“很”的意思，但上列长沙话表现的就显得比“很”的程度更深，深到一种夸张的程度。又如，长沙话中有许多有音无字的词：
　　
    pa(把) [~是]：特意　　　k?(咖)[~死他]：掐死他
　　lao(老)[~药]：毒药　　　cè(册)[~菜]：择菜
　　wò(卧)[~人]：烫人　　　miè(灭)[~黑]：很黑
　　w?(哇)[~苦]：很苦　　　g?(给)[~起]：藏起

      等等，这些词是长沙话中特有的，既增强了长沙话的表现力，又形成了长沙话的地域色彩。
　　
     又如长沙的一些民歌民谣，如童谣《牵羊卖羊》：“牵羊卖羊，一卖卖到侯家塘。‘老板呃！买羊啵(bo)？’‘买头羊’。‘头羊冒( mao没有)得角( g?各)’‘买二羊。’‘二羊冒得脚(jo)’‘买三羊。’‘三羊四羊随你捉’。”都集中地表现了长沙方言的特色。
　　
      另，长沙地区“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地域性，又使得长沙方言区域内出现不同的语言现象。如宁乡话，喜欢在一些句尾加“地”(相同“的”)：“宁乡地”“浸甜地”；长沙县麻林桥地区却喜欢在一些句尾加“隔”(也相同“的”)：“麻林桥隔”。“ 嗯是隔”(意为不是的)。还有居住在浏阳18个山区乡的20多万客家乡亲，他们既能说长沙话，也能讲地道的客家话，这些都是长沙方言区域内的特殊现象

浏阳梦

         浏阳梦，说的是从前有一个长沙人，为了一件小事和邻居吵了一架。当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也和邻居吵架。他一时性起，操起一把锋利的菜刀把邻居砍死了。那人心想，杀人是要抵命的。于是他连夜就跑，一直跑到天亮，到了浏阳。在浏阳他隐姓埋名，一躲就是10年。这10年，没人来找过他。他想，一定是案子结了，于是，胆子大起来，常溜到浏阳县城逛街。一天，他的邻居恰巧也来浏阳办事，俩人正好相遇。那人拨腿就跑。邻居想起这不是失踪10年的邻居么？怎么一见就跑？！一定有缘故。于是跟脚就追，最后追进了一条死巷子，终于追上了。那人气喘吁吁地问他怎么还没死？邻居听了莫名其妙。于是那人告诉他，10年前他和他扯皮，一刀砍死了他。为了逃避人命，这才跑到浏阳来了。邻居一听，哈哈大笑说，根本没有此事。如果有，那一定是在做梦。那人听了，望着被自己“杀死”的邻居，把事情前前后后仔细地回忆一番，终于恍然大悟，说：“我真的是在做梦，而且一梦就是10年！”
　　
        后来人们就把医学上的做游梦称为“浏阳梦”，有的也把不切实际的大话讥讽为“做浏阳梦”。 

“过年”漫谈

       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长沙俗称过年。长沙人过年须过大半个月，即从先年腊月二十四过小年起到第二年正月十五闹元宵为止。这个习俗延续了几千年，与南朝梁时《荆楚岁时记》所记基本相承。
　　
       腊月二十四，俗称“过小年”，举家休息聚餐，称“小孩子过年”。相传是日作为“天上耳目臣，人间烟火主”的灶王爷要回天庭述职，叫辞灶。为了使他“上天言好事，下地降吉祥”、“闹言碎语不必讲，好言善语奏玉皇”，人们在前一天要搞大扫除，叫“扫扬尘”。廿三或廿四晚由家庭主妇在锅灶周围点烛祭灶，为其“送行”。民谣曰：“辞了灶，年来到，妹子要花，伢子要炮，始助要新衣，爹爹要新帽”。是日起，长工下工，匠师不再上门，家家筹备年货，作豆腐，杀年猪，送年节，备点心，炒旱茶，写春联，扎灯笼，忙得不亦乐乎。
　　
        岁终之日叫除夕，或叫大年三十，户户剪彩纸，贴春联，全家团圆聚饮，菜肴有余有剩，叫吃团年饭。掌灯时分，焚香鸣炮，拜祖先家神，叫辞年，并接灶神祭祀。小孩则成群结队打着灯笼依次去邻里人家，进门曰：“请辞岁”。各家起立迎之，捧出点心旱茶，把孩子们的口袋塞得满满的，有的小孩回家卸完口袋后，又迅速地加入辞岁队伍，一个晚上可得一两瓷坛的美食，乐得合不拢嘴，因而有谚云：“小孩盼过年”。
　
       　年三十夜，长沙农村家家火炉中燃着一个枫树蔸（或松、栗等树蔸），叫“年财佬”。男女老幼围炉共话，长辈给小孩压岁钱，全家品吃猪脚炖萝卜，欢坐待旦，叫“守岁”。所谓“有钱无钱，萝卜过年”。
　
        　除夕年关，在万民欢乐的同时，也不乏“有家不敢归”的贫困人，所谓几家欢乐几家愁。债主收债，匠师收工钱此时已是最后期限，城镇街巷、乡间小路上收帐人的灯笼火把川流不息，有的人家无法付帐，铜壶衣服可能被人提走，所以只好外出躲帐。还有的在辞年之后，用红纸书写“衡门衍庆”4宇贴于门上，紧闭大门，任何人不得出进，叫“封财门”。问帐客无奈，好事者乃作打油诗：“贫家早早掩财门，债主虽临难进门。恼煞商家收帐客，无钱反吃闭门羹”。
　　
         正月初一，古称元旦、元日，自古“爆竹闹元日，万众纵情欢”。辛亥革命后，将公历1月1日叫元旦，改夏历元旦为春节。
　　
         大年初一，家家于鸡鸣时分即起，男女老幼换上新衣，由辈份最高的男主人燃香开大门，鸣放鞭炮，叫“出天行”，或说开财门。然后人厅堂，秉烛敬拜祖宗，再向外把天地神明，择吉时向吉方三揖，或向四方揖拜，祈求新年方方得利。接着儿孙依次向长辈拜年，抢先到井边挑第一担水，并点香烛把并神。早餐吃剩饭，叫吃隔年粮，寓意衣食有余。菜看以素为主，离不开青菜、芋头、豆腐等，寓意人丁清吉，万事遇头，清白传家。饭后晚辈向家族长辈拜年。清朝时，拜年行跪拜礼，初一一般不外出拜年。民国以后，改跪拜为拱手作揖，家庭内拜年毕，邻里互拜，气氛热烈。但若人家尚未起床，则忌入床前拜年。有人进屋拜年，主人起立拱手：“请拜上门年”，并热情地以上等旱茶招待。
　　
        城内多在天明出行，到亲友家登堂揖拜。前清捐有虚衔者，个个衣冠顶戴，大摇大摆，高视阔步赴各处拜年。商人嗜摈榔，出入各家均“香茶奉罢果盘开，槟榔元宝双双来”，曰中嚼个不停。交游广的生意人，自己不亲往，就使晚辈或佣人持名帖投贺，叫“拜帖”，即后世贺年片之来历。
　　
        大年初一民间的讲究、禁忌颇多。有的于除夕在大门合缝处贴红纸“财”宇，在当眼处贴“开门大吉”、“对我生财”之类的吉利语，开门时高声诵之，叫开门见喜、开门见财。出天行时，观风向天色，卜来年收成，认为“北（风）主丰，南主歉”；阴多晴，暗多雨。在阶基和柴湾堆很多柴，谐多财。元旦抱柴进门，意“进财”。初一不倒垃圾不扫地，非扫不可时，扫帚不向外而向柴湾扫。有的读书人则书写“人寿年丰”、“五谷丰登”之类的吉利语，叫“新年发笔，大吉大利”。初一特忌粗俗不雅之言，以为此日挨了骂，要挨一年的骂。大人总要事先叮嘱小孩：初一要说好话！万一小孩说漏了嘴，大人马上解说：“孩童之言，百无禁忌”。如不小心摔破了东西，要说“打发打发”；若酒杯倒了，要说“酒泼红地”。
　　
       初二日，女婿到岳家拜年，所谓“初一崽，初二郎，初三初四拜街坊”。长沙四乡有请春客的习惯：约定几代姑婿甥侄和其他亲友于某日聚饮。初八以后，熟人见面，互道“请拜个迟年！”至十五日，一般不提拜年了。
　　
       正月十五，古称上元节，又名灯节。长沙谚云：“三十夜的火，元宵夜的灯”。元宵观灯，唐代已风行，宋时更盛。文天样曾记叙衡州上元张灯盛况：“士女倾城”、“观者如堵”、“骈肩累足”、“咫尺音吐不相辨”。长沙灯市，多篾扎纸糊各式灯笼，或悬之庭户，或列之街衢。是日家家点烛于灶台屋角，户户煮食元宵缩，顽童则持彩灯相戏。农家除在猪栏狗窝鸡坍暗角点烛外，还在田头地边燃火，意在除虫，祈求丰收。小孩子喜欢在墙角点松明，边烧边唱：“正月十五元宵节，烧了虫蚁上天歇”。离祖坟近的，还向坟前送烛，让祖先同享人间灯火。
　　
       更热闹的是，赶庙会、唱大戏、耍狮舞龙骑竹马等迎春文艺活动此时达到高潮，常喧闹通宵，故名闹元宵。其中以舞龙灯最为普遍，城乡街坊村寨宗庙家族几乎都扎“龙”。民间认为耍龙可保清吉，所以“龙”所到之处，鼓乐齐鸣，鞭炮不绝，多赐以包封。已婚未育妇女，往往让“龙”转绕其身，或让“龙”在床上缩聚成围，上骑一小孩，名麒麟送子

湘菜是全国八大莱系之一，以其油重色浓、主味突出，尤以酸、辣、香、鲜、腊见长。因而许多菜名不胫而走，现略举一二，以饷读者。　　全家福：是家宴的传统头道菜，以示合家欢乐，幸福美满。全家福的用料比较简易。一般主料为：油炸肉丸、蛋肉卷、水发炸肉皮、净冬笋、水发豆笋、水发木耳、素肉片、熟肚片、碱发墨鱼片、鸡肫、鸡肝等。辅料为：精盐、味精、胡椒粉、葱段、酱油、水芡粉、鲜肉汤等。制作比较容易：将上述主、辅料备办周全以后，先把冬笋放进沸水锅中煮五分钟左右捞出，解切成柳叶片状，再把豆笋切成一寸长，然后将木耳洗净、撕开，将肉皮批刀成骨牌块，鸡肫和鸡肝切成薄片，墨鱼切成一寸见方的片状，把肉丸和蛋卷扣入蒸钵内蒸熟，上菜时取出复人大汤盆内。　　百鸟朝凤：是一道传统湘菜，象征欢聚一堂，其乐融融。选一只肥嫩母鸡宰杀，去血褪尽鸡毛，除掉嘴壳、脚皮，从颈翅之间用刀划开一寸长左右的鸡皮，取出食管、食袋、气管；再从肛门处横开一寸半长左右的口子，取出其余鸡内脏，清洗干净，这样，整个鸡的形体末遭破坏。然后将整鸡用旺火蒸至鸡肉松软，再放入去壳的熟鸡蛋，续蒸20分钟左右，即从蒸笼取出蒸铺，倒出原汤于干净锅中，将鸡翻身转入大海碗内，剔去姜片，原鸡汤烧开，加菜心、香菇，再沸时起锅盛入鸡碗内，撤上适量胡椒粉。至此，便成一道鸡身隆起，鸡蛋和白菜心浮现于整鸡周围的形同百鸟朝凤的美味佳肴。　　组庵鱼翅：又叫红煨鱼翅，是湖南传统名菜，因民国时曾任湖南督军、省长、南京政府行政院长等职的谭延 (字组庵)爱吃此菜而得名。组庵鱼翅用料讲究，制作独特。需选脊翅，去粗取精；另用母鸡一只，猪前肘一个，虾仁、干贝、香菇等佐料适量备用。母鸡、猪肘同时用中火开，小火煨好取汤。鱼翅胀发后用畜汤蒸制后，再入虾仁、干贝、香菇等佐料煨烂而成，此菜味道醇厚，鱼翅糯软，营养丰富，实为菜中珍品。解放前，曲园酒家操作此菜，颇得食客赞赏。　　子龙脱袍：是一道以鳝鱼为主料的传统湘莱。因其鳝鱼在制作过程中需经破鱼、剔骨、去头、脱皮等工序，特别是鳝鱼脱皮，形似古代武将脱袍，故将此菜取名为“子龙脱袍”。解放前，李宗仁任中华民国代总统时，曾在曲园南京分店大宴宾客，席间对“子龙脱袍”赞不绝口，因此，曲园曾名震金陵古都。子龙脱袍不仅制法独特，脍炙人口，且菜名别致新奇，耐人寻味，一直吸引着不少名士。如齐白石、吴晗、田汉等都曾光顾曲园，品尝此菜。解放后，曲园的老厨师还曾召往中南海，为毛泽东主席献艺。现今只有又一村饭店芙蓉厅预约生产供应。　　霸王别姬：传统湘菜，问世于清代末年。本世纪，长沙的玉楼东、曲园、潇湘、老怡园酒家常有供应。霸王别姬创于潭延 的家厨谭奚庭，用甲鱼和鸡为主要原料，辅以香菇、火腿、料酒、葱、姜、蒜等佐料，采取先煮后蒸的烹调方法精制而成。制法精巧，吃法独特，鲜香味美，营养丰富，一经品尝，留齿犹香，是酒席筵上的佳品。　　三层套鸡：传统湘菜，为长沙名厨柳三和擅长的名菜之一。20年代末，鲁涤平主湘，其侧室沙夫人患头痛，医者荐方以一麻雀、一斑鸿、一乌骨母鸡，用天麻套蒸饮汤治病。柳三和根据配方易以母鸡内放一鸽子，鸽子内放一麻雀，麻雀之内放天麻、枸杞之类，三物套蒸，制成“三层套鸡”而名噪一时，颇受上层人士赞赏。何键主湘时，经常在三和酒家宴客。　　长沙麻仁香酥鸭：是长沙特一级厨师石荫祥大胆推出的优秀之作。此菜集松软、酥脆、软嫩、鲜香于一体，深得四方宾客称赞。此道菜选良种肥鸭。烹任时在锅内放人花生油，烧至六成热，下入麻仁鸭酥炸，面上浇油淋炸，至麻层呈金黄色时倒去油，撒上花椒粉，淋人芝麻油，取出切成条状，整齐地摆放盘内，配下头、翅、掌，以示鸭入席，周围拼上香菜，造型美观，色调柔和，焦酥鲜香，回味悠长。　　花菇无黄蛋：长沙的传统名菜，早在本世纪30年代即闻名退迩。花菇无黄蛋制作的关键在于掌握火候，既要蒸熟，又不能让蛋清流出，破坏造型。蔡海云制作的无黄蛋，蛋面光滑不破，质地异常鲜嫩。顾客吃到这种没有蛋黄的鸡蛋，往往惊叹不已。　　牛中三杰：“牛中三杰”曾在李合盛餐馆显赫一时。所谓“牛中三杰”是指：“发丝牛百页”、“红烧牛蹄筋”和“烩牛脑髓”。著名剧作家田汉在湘时，对李合盛牛肉餐馆的“牛中三杰”怀有特殊的感情。有一天，田汉与湘乡名士邓仪园共饮时，邓酒酣脱口说出一联：“穆斯林合资开牛肉餐馆”；田汉应声对出：“李老板盛情款湘上酒徒”。正好镶人“李合盛”三宇，李大喜，拿来笔砚，请田汉书赠留念，传为美谈。“牛中三杰”精工制作。发丝牛百页要选用牛肚内壁皱褶部位，切细如发，色泽美观，味道酸辣，质地脆嫩，入口酸、辣、咸、鲜、脆五味俱全。红烧牛蹄筋选用牛蹄筋，加桂皮、绍酒、葱节、姜片等精制而成，软糯可口，味道鲜香。
长沙饮食业的老字号

        从清末到民国时期长沙饮食行业的老字号层出不穷，尤以“徐长兴”、“和记”、“杨裕兴”颇具特色。　　徐长兴烤鸭店(今奇峰阁酒家)是一家富有民族风味特色的清真酒家。该店原建于南京，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因生意纠纷，迁来长沙，由徐佩斋经营，以经营烤鸭、油鸡著称，不久生意日丰，卖出了名气，其中尤以“吊炉烤鸭”、“一鸭四吃”遐迩闻名。烤鸭，从选料、宰杀加工制作到吃法，都有自己的独创。烤鸭的吃法也很独特，名曰：“一鸭四吃”，一吃薄饼包烤鸭皮；二吃鸭肉小炒，即将鸭肉切丝或丁，镶以玉片尖或冬笋、辣椒、韭白或芹菜等，下锅精炒。三吃鸭油蒸蛋；四吃豆腐、菜心鸭骨汤。“—鸭四吃”，香脆鲜嫩，甜咸兼备，菜点两全，风味独特，久盛不衰。著名画家、金石家齐白石曾对此情有独钟。除了烤鸭外，油鸡也是该店的特色菜。用来制作油鸡的母鸡，全都选用嫩肥鸡。精制后嫩香鲜皆备，颇受顾客青睐。提到徐长兴，不可不提两样特色菜。一是红烩鸭舌掌，入口柔软鲜香，风味独特。一是溜胰子白，即接近胰子白部顶的鸭肠子，剪开洗去粪便，用细盐、醋揉洗干净，开水内焯去杂味，切条在热油内稍炸，加玉片、香茹、辣椒、调味品、勾芡淋麻油即成。这道菜鲜嫩可口，不愧为佐酒佳膳。　　和记粉馆的前身为一米粉摊担。1929年，寡妇李氏吴有珍，因生计所迫，带着两个儿子李益和、李福生，在长沙北门外(外湘春街)，摆米粉摊为生。由于汤粉货真价实，待客热情，便于次年，购得一间30平方米的铺面，开设米粉店，为了祈求和气生财，遂取店名“和记”，渐渐名声远播。粉馆开业一年后，李氏在店后面种的南瓜上面竟又长出两胡须(两条蔓)，人称“卧龙瓜”，招来众人观赏，“和记”店名更是不翼而飞，远扬四方，生意更加兴隆。李氏兄弟制作汤粉方法独特，以质取胜。其兄李益和专管进货，其弟李福生专门操持制粉、煨码。煮粉时保持水宽火旺，粉条既洁白柔软，又有拉力，色香俱佳，令食者赞不绝口，一些达官贵人、小姐阔太，也成了这里的常客。　　杨裕兴面馆创建已百余年。创办人杨心田为图利市大吉，取名杨裕兴。其店开始以经营米粉为主，1937年，其子杨菊村任老板，随增设汤面、卤腊味、蒸饺等食品，尤以汤面盛名全市，成为省内著名面馆。杨裕兴面馆配料独特，做工精细。该店首创手工鸡蛋面条，均匀柔软，味道鲜美，经10多种工序而成，顾客每当品尝，必交口称赞，常喻为“神仙难吃刀下面”。当然，在油码配置上，该店选用上等鲜、干原辅料、油码精细，色艳香鲜。尤以杂酱面油码风味独特。不论熟人生人，均保质优量足，童叟无欺。

在长沙市街道过往，常见一些店铺，悬有佳联，现就记忆所及，杂录如后。
　　
       皇仓街开一弹棉花小店，悬联云：“三尺冰弦弹夜月；一天飞絮舞春风。”多么文雅，多么贴切，把弹棉花的场景描绘传神。
　　
       某颜料店窖座悬联云：“鹅黄鸭绿鸡冠紫；鸳白鸦青鹤顶红。”把禽鸟颜色搭配，非常工巧。
　　
        大西门某盐号曾请宿儒撰一联，悬之店门，围观者多不解。联云：“胶高生涯，桓宽名论；夷吾煮海，傅说和羹。”此联取材于古典中4个与盐有关的名人。胶高是商时人，避封王暴虐，做贩卖鱼盐的商人。后被周文王启用，佐周武王成大业；桓宽汉人，著有《盐铁论》；管仲号夷吾，春秋齐人，佐齐桓公为相，为富国曾煮海水熬盐；傅说商时人，曾为名相，后世用盐梅调和鼎捕，就是指他的故事。
　　
        某刻字店悬联云：“事业于今同刻鹤；文心自古重雕龙”。用成语“刻鹊类鸯”和“文心雕龙”书名作对，取材甚佳，切合刻字业。
长沙街名联集锦

       长沙是历史文化名城，其文化内涵，表现在各个方面，连街名也不例外。据不完全统计，纵横交错有1026条道路街巷。
　　
       命名为街有144条，称巷的有253条，称路的有94条，称里的有126处，合计616处，占全部街名60％；其余命名较多有称园的52处，称村的58处，称坪的31处，称桥的18处，称井的19处，称塘的13处，称湾的12处，称子的13处，称岭的10处，称头的15处，这10种地名占全部街名23．4％；其他尚有62街名占16．6％。
　　
       长沙街名压尾共76个字，可编成四宇韵文19句，既押韵，又好记，分列如下：
　　
       “道路街巷，湖井渡塘，里径墅庄，池堤沟湾。阁殿桐魔，台局庙观，牌坑镇站，岭坎坡岗。村桥田山，园圃堆仓，咀口背杆，楼坪壁墙。洲门留香，雷靴边祥，岸城桐场。林侧套峰，厅子岔宫，头址板冲，尾亭港垅。”
　　
       这些街道的形成，名称的由来，很大部分与明代吉王府有关。随着城建的发展，一些街名略有变化。
　　
       长沙街名可排列成数词系列、方位序列、颜色序列、五行系列等，现分述于下：
　　
       (1)数词序列：一元里、二府坪、三泰街、四端里、五里牌、六堆子、七条巷、八角亭、九仪里、十间头。或一路吉祥、二仓里、三角塘、四家井、五堆子、六铺街、七里庙、八条巷、九尾冲、十字横街。还可接上百花村、千佛林、万词巷。
　　
       (2)方位序列：东庆街、南湖港、西安里、北墙湾、左东园、右石门、上宜园、下大城、中和街。或东牌楼、南阳街、西湖桥、北长里、左局街、右局巷、上大城、下宜园、中山里。
　　
       (3)颜色序列：青山词、蓝粉墙、黄泥坑、黑石头、白果园、碧湘街、乌春巷、红龙庙、赤岗冲、紫桐园。
　　
       (4)五行序列、五金序列：金线街、木牌楼、水道巷、火后街、土地坡、金沙里、银盆岭、铜铺街、铁铺巷、锡庆里。
　　
       除上述序列外，还可排出禽兽序列、花木序列、自然序列等。由于街名内容非常丰富，遂又出现了一批有趣的街名联。
　　
       “匪盗项藏水道巷；京腔刘改清香留。”这副地名联是在说明街名形成原传说。水道巷内原来位着一个姓项的阔佬，后来了解他是一名绿林大盗，遂称他佐地为匪盗项。年久谐音为现名水道巷；有一位北京移位长沙的捕快，住在现清香留。他一日哀腔，本地人听觉得有味，遂呼他佳地为京腔刘，后谐音为清香留。这种体裁称释名联。
　　
        还有一种谐音联：“黑糜峰，峰上载枫，风吹枫动峰不动；白沙路，路边栖鸳，露降鸳寒路亦寒。”上联的“峰、枫、风”；下联的“路、鸳、露”均是谐音字，加上内容组合，串成一副趣联。
　　
        另一种是纯用街名组合的：“金线吊灯笼，老照四方八角；玉带缠如意，连升一步三台。”共用10条街道名，依次为金线街、灯笼街、老照壁、四方塘、八角亭；玉带桥、如意街、连升街、一步两搭桥、位列三台。
　　
       街名联有组织非常工巧的：“东牌楼，西牌楼，红牌楼，木牌楼，东西红木四牌楼，楼前走马；南正街，北正街，县正街，府正街，南北县府都正街，街上登龙。”此联用了12条街名，只四牌楼非长沙街名。走马楼、登隆街用倒装谐音巧对。
　　
       天心阁、水陆洲还有两副谐音，顶针巧对：“水陆洲，洲系舟，舟动洲不动；天心阁，阁停鸽，鸽飞阁未飞。”另一联为：“天心阁，阁外天，天宽地阔；水陆洲，洲前水，水涨船高。”用同音字结合，用动静形容，还蕴藏哲理，让读联人去体会。后联则用回文组织，上下衔接，别饶趣味。
　　
        用街名串对，还有以下数副：其一为：“八角亭高栖喜鹊(桥)；四方塘阔集天鹅(塘)。”其二为：“青石(井)白沙(井)红墙巷；黄泥(坑)蓝粉(墙)赤岗冲。”其三为：“走马(楼)起潮音(里)，蔡馈(路)修文(街)经武(门)；衔书(楼)驰古道(巷)，黄兴(路)正义(里)光华(里)。”其四为：“一仓(里)二府(坪)三角(洲)四端(里)伍家岭；六铺(街)七里(庙)八方(亭)九尾(冲)十间头。”这4联中有些地名，如蓝粉墙、衔书楼、八方亭等，均系老街名，现已无存，长沙县附近乡镇，还流传一副缩脚联：“车马桥，桥上马，马行无力皆因；仙人市，市中人，入不风流只为。”此联前千句为地名，接着用“顶针格”，最后一句《增广贤文》，原文为“马行无力皆因瘦，人不风流只为贫”，但缩去一宇，更觉余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