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祥彪长篇小说《爱情是什么》赏析
托尔斯泰指出：“幸福的家庭彼此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爱情的表现尤其如此。如果说刘震云笔下的爱莲渴望的情感是一份单纯而执着的爱情的话，那么，曾祥彪在他的长篇小说《爱情是什么》中展示的情感则要复杂和暧昧得多，这部小说着眼的不是道德的拷问和人性的完善，而是赤裸裸地展示权力、金钱和种种诱惑对于爱情的干扰和逼杀。在作家笔下，年轻貌美、富有现代意识的鄢然，为了逃避内心的苦闷和情感的纠葛，毅然决然地从富饶的西桥乡来到贫穷的大马桩乡担任乡党委书记，她有着美丽的想法，希图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并希望这种沸腾的生活让她忘记烙在身上情感的不快。她想用全新的生活来洗涤自己，用物质的“他者”和脱胎换骨的精神的“主我”来面对传统文化的挑战。为了尽快找到人生价值的情感原点，她把目标放在果山村农场的改造上。在她的精心安排和全体村民的努力下，贫穷的果山村农场很快变了样。
如果按照正常的逻辑，鄢然不仅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而且情感上也一定有所满足，甚至能获得一份令人惊喜的爱情。然而，小说的发展超出了读者的阅读期待。事实上，果山村只是一个象征，一个爱情符号场域。首先，这里流传着一个爱情悲剧：一个叫红梅的姑娘，与一个叫板凳的小伙子青梅竹马，相亲相爱。谁知来了一个货郎，红梅的心一下子被攫取了，并义无反顾地跟他私奔，结果被村民抓住，课以最原始的“沉塘”惩罚。板凳在绝望中投溪自尽。
这个传说为果山村的爱情悲剧定下了基调，也为鄢然的情感走向埋下了伏笔。值得注意的是，果山村的爱情传说昭示着，不动声色的山里人对山外的世界有着显而易见的美丽向往和本能的情感冲动。不然，青梅竹马的爱情怎么如此不堪一击？某种意义上，货郎代表的其实是山外的符号，是一种梦的写真，是整个山外世界的缩影。红梅对山外世界并不了解，她爱的不一定是货郎，而只是货郎的山外背景，这就注定她的爱情是无望的。这是悲剧的深刻所在。
在审美追求上，曾祥彪在写作探索中有着类似经济学上所谓的“全息性预设”和“共益性预设”的创作特点，即在“共有的经验”的虚构叙事中喜欢“以统摄的、全盘掌握的信息”对当下生活进行事无巨细般的描写。这种创作距现实太近，它不要指导人们干什么，而是给读者以感受。作家代表了时代的自我表达能力，写的恰恰是生活中人们说不清的东西。作家的思想反映在对生活的独特的体验上。曾祥彪的写作诉求与新世界之初的“伤痕文学”中张贤亮对于“为民代言”的追求有着一脉相承的内在血缘关系。而鲁迅先生对他那个时代的作家则有过这样的评价：“他确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苦痛告诉大众，……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
可以说，《爱情是什么》将所有对理想、人生、情感等日常话语都挤压成了青菜豆腐一般脆弱状态。家庭的维持已不是靠情感、道义或责任，而是靠一种“妥协精神”：即使同床异梦，也妥协屈从；即使跟爱人没有感情，宁可逃离，也懒得离婚。这其实也是一种“妥协中的反抗”：既是对传统文化中道义、责任是维持家庭的权力之反抗；又是对当下生活中爱情成为婚姻（家庭）基本要素之颠覆，是个人对爱情、婚姻和家庭的逃避与屈从———这是一种“沧桑”和“沉重”，但也正是这种“尴尬”使村民们有了活下去的力量。如果从杰姆逊所谓“民族寓言”的角度来看，它直接投射的就是人们对权力话语和政治场域的逃避与屈从，但这种逃避与屈从也正隐含着反抗与颠覆，它恰恰准确地反映了那一个时期人们思想的疲软和对前途（国家的或个人的）之不满却又无法左右的无奈心绪，使文本的表层涂了一层鲁迅先生忧愤的“刹那主义”之光泽。
也许，连作家本人也弄不清爱情究竟是什么，他把这个问题真实地呈现给读者，让读者去深思和体味。而小说发展的结果更是颇具讽刺性和戏剧性的。显然，生活并没有改造鄢然，或者说，生活将她改造得更实际，更功利，更世俗，将她曾经依稀有过的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与憧憬磨得干干净净，这是爱情的不幸，是生活的历练，而爱情的不幸产生的沧桑和生活的历练形成的沉重不仅互为因果，而且有着更深的内在关系。这恰恰是这部爱情悲剧的力量所在。
（编辑 黄廉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