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共“一大”诞生地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陈毅出任刚成立的上海市军管会主任职务。5月28日下午3时，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陈毅就任上海市市长。随着上海局势的日趋稳定，在1950年夏末的一次会议上，由陈毅市长提议，经上海市委讨论同意后，决定开始寻找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因为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1951年7月1日又是建党30周年纪念日。作为中共上海市委，要把……
第二天，查阅了一夜资料的沈之瑜刚到军管会办公室，大门口警卫室便打来电话，说是一位姓杨的女人要找他
来人见到沈之瑜后，赶忙自我介绍说:“我叫杨淑慧，是市公安局的扬局长要我来找您的。”
杨淑慧出身于名门世家，原籍湖南湘潭，父亲是当时上海总商会的主任秘书。1920年夏，周佛海由日本回国探望他在湖南老家的妻儿，途经上海，因湖南战事频仍，周佛海只能留在上海李达的家里，通过李达新婚的妻子王会悟结识了王会悟的同学杨淑慧，后来发展到向杨淑慧求婚的地步。当时李达的家就是《新青年》的编辑部。吐字清晰的杨淑慧慢慢地说道:“李汉俊先生的家，我去过几次，印象不很深了。不过，当年的陈独秀先生的家，我在那里住过，记得很清楚，能不能先去找那个地方？”
杨淑慧说:“陈独秀的家我记得，在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
熟悉上海马路变迁的沈之瑜忙说:“环龙路就是现在的南昌路。”
第二天，沈之瑜､杨重光和杨淑慧3人向南昌路走去。因为南昌路基本保持当年的模样，杨淑慧很快就找到了渔阳里2号的位置。
几天后，为了尽快完成任务，沈之瑜与杨重光作了具体的分工，沈之瑜负责寻找“贝勒路李汉俊家”，杨重光则去寻找“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
“博文女校”是当年毛泽东､周佛海等9名外地中共“一大”代表在上海住宿的地方。杨重光派人前往上海市教育局，查阅1949年前的上海中小学注册簿，找到了关于博文女校记录在案的文字:“博文女校创办于一九一七年，董事长黄宗汉（黄宗汉原姓徐，嫁给黄兴后改姓黄），校长黄绍兰……”该校曾经3次迁址:最初在贝勒路，后来迁至蒲石路（今上海市长乐路），1920年时迁入白尔路（后来曾经改名蒲柏路，是今上海太仓路）。1932年这所学校便从上海教育局的文件中消失了
如愿找到中共“一大”会址
根据查到的线索，杨重光亲自前往太仓路寻访住在此处时间最长的老居民，在这些老居民的帮助下，找到了一幢镶嵌着红砖的青砖二层楼房。后经各方验证，证实这便是毛泽东､周佛海等9名外地代表当年下榻的“博文女校
当年，负责“一大”具体事宜的是上海小组的代表李达，李达就把这项任务交给了他新婚的妻子王会悟来办。王会悟是上海女界联谊会理事､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在上海认识不少人。一天，李达对王会悟说:“我们要开会，几个外地代表要住宿，你对上海熟悉，请帮忙找一下吧。”王会悟立即想到了博文女校的校长黄绍兰。黄早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堂，辛亥革命以后，黄兴出任南京留守处主任，黄绍兰曾在黄兴手下工作过一段时间。1917年，黄绍兰来上海，担任博文女校校长，还聘请黄兴夫人徐宗汉为校董事长，王会悟又曾经当过黄兴夫人徐宗汉的秘书。黄绍兰的丈夫黄侃，是北京大学文学系著名教授，黄绍兰的家就住在博文女校里。当时正值暑假，学校空着，当黄绍兰校长听王会悟说“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要借此住宿时，就一口答应下来，考虑到人员不是很多，就租了博文女校楼上的3间房。
最紧要也是最难找的是寻找中共“一大”会址。沈之瑜约了杨淑慧，步行在上海黄陂南路上，仔仔细细地打量着经过的一栋栋建筑物。在杨淑慧的记忆里，当时李汉俊家的房子是新造石库门房子，是李汉俊的哥哥､同盟会元老李书城租来居住的。印象中的环境是前门对着马路，路边一片荒凉，大门对面是一片菜地，可眼下的路两旁全是房子。一连数日，杨淑慧焦急地不断向附近的居民打听，可虽经努力寻找，还是没有找到那个石库门的房子。<
接着，杨淑慧又向人打听当年的望志路。望志路当年与贝勒路相交叉，是1914年以上海法国公董局总工程师望志的名字命名的，在1943年改名兴业路（以广西东南部的兴业县县名来命名）。在黄陂南路与兴业路的交叉口（即当年的贝勒路与望志路的交叉口），杨淑慧看着一家挂着“恒昌福面坊”大字招牌的房子，觉得这就是当年李汉俊家。可是，让杨淑慧不解的是，当年李汉俊家的房子是青砖中镶着红砖，可现在却是白粉墙上面写着一个4块床板大的“酱”字。杨淑慧反复观察后还是认为应该是这里，她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沈之瑜。沈之瑜就亲自前往进行调查。
最后，还是那家挂着“万象源”招牌的酱园老板告诉了沈之瑜，老板叫董正昌，以卖酱油､酒､醋､盐等谋生。他说:“在1920年夏，一位姓陈的老太太出资在那里建造了一排5幢房子，专门用于出租，房子是上海当时最流行的新潮石库门。每幢一楼一底，独门出入，黑漆大门､黄铜门环､米色石条门框，门楣上装饰着红褐色浮雕，外墙是清水青砖，镶嵌着红砖。房子坐落在望志路上，自东向西，门牌分别为100号､102号､104号､106号､108号。”
<br> 后来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租下106号､108号两幢房子，为了居住方便，李书城把两幢房子的隔墙打通。李书城搬走后，1924年，董正昌把这5幢房子全部租了下来。他把100号､102号､104号改为三楼三底，把106､108号改成二楼二底，把106号天井改成厢房，租给了他的亲戚居住。后来，他的亲戚在106号开起了当铺，后又改开“恒昌福面坊”，专门生产挂面，106号的外墙也刷成了白色。
中共上海市委派人把兴业路的“一大”会址､《新青年》编辑部､博文女校拍了照片。1951年5月，杨重光带着照片专程赴京请示。
当年的“一大”代表毛泽东和董必武看了照片后证实:博文女校是“一大”召开期间外地代表们住宿的地方，开会地点是在“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家里。当时在京的李书城，也就是“一大”会址的房主，正担任新中国的农业部长，他说:“那时，我家在法租界望志路106､108号。”
随后，中央派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前往上海实地证实。在上海兴业路，李达看过房子后，频频点头并不停的说“就是这里……”
于是，那一排石库门房子，被确认为中共“一大”会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