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暑时节，最好有座山间小屋，就像辛弃疾词中所写“吾庐小，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然后，“午醉醒时，松窗竹户，万千潇洒。”
但我们多半没有一间这样的山间小屋，好在当前，暑季虽热，我们还可以躲到空调房去，做个清凉夏日梦。100多年前的长沙人就没有这样的享受。
热得69岁的王闿运睡到地上
酷热的夏天，王闿运说，他是“热无可避，唯昏睡地席，枕簟皆灼人。”那年的王闿运已经69岁。
有“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之称的郭嵩焘，晚年住在今天营盘西路旁的寿星街和六堆子。在天气实在热得不行的时候，也会从长沙跑到乡下去消暑，光绪十一年（1885年）农历六月十九日的日记中，他记道，乡间也并不凉爽：“自入伏后，溽暑烦蒸，日益加甚。乡间较城稍为清静，庄屋亦尚透风，每日扇不能停，汗亦不少收，实数年所无也。”
用新鲜玩意测量长沙气温
翻阅晚清日记等资料，我们发现，当年长沙有人曾记录，长沙夏天气温可高达“九十八分”。百多年前的长沙，一些家庭中已有水银温度计。
据《湘绮楼日记》记载：光绪八年（1882年）农历六月十七日，王闿运约了一些朋友小集浩园（浩园是曾国藩家后人在长沙的一处园林，原址在今天中山东路湘江宾馆旁的田家炳中学和湖南省儿图书馆一带）。当时王闿运“坐楼下，饮亭中，风凉月暗，谈啖颇佳”，住在浩园的曾国藩的女婿陈远济说，“湖南省，热至九十四度（注：九十四分，是华氏温度计上测出的温度，约为34℃左右），今日九十一度（约32℃）”。
陈远济曾随曾纪泽，继郭嵩焘之后，从封闭的“铁门之城”长沙，走向西方，走向世界。这批走向近代化的“新人”，已开始把很多西方的新鲜玩意源源不断地带到长沙来。
陈远济的家中，不但有西方传来的温度计，还有望远镜与显微镜。这些新鲜玩意，让长沙高温难熬的夏天平添数点新趣。光绪八年农历六月十九日，笠云和尚在浩园中摆了桌酒席，招集长沙的一批文人雅士小集消暑，他们就忍不住向留过洋的陈远济“借（望）远镜测月，又用显微镜看蚊、蚁。月中正有一月，云是空山处……”
郭嵩焘更是名声在外，有人患了膈食气痛，竟从外地写信来长沙，向郭嵩焘索求西洋药品。郭嵩焘用少许西洋苏打赠送给了他。
郭嵩焘测得高温“九十八分”
晚清时期，当时住在六堆子的郭嵩焘记录了长沙一个最热的夏天。光绪十五年（1889年）六月初八日的日记中，他记道：“（六月）初八日，热极，阅寒星（暑）表，已至九十八分（约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