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博士刘优良说：“我们总感觉农村存在不少问题，但农民到底需要什么？问题出在哪？却往往并不知情”
刘优良（左二）正在帮村民收割稻谷。
大学生们到玉龙村表演节目，村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
村民观看大学生表演。
孩子们正在“屈原乡村图书馆”看书。
A 这几天玉龙村热闹得像过年
“我长这样大第一次见到村里这样热闹。”今年7月16日，湖南省汨罗市（县级市）新塘乡玉龙村一位十六七岁的少年腼腆地告诉记者：“村里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大学生，今天一大早，我们全家都来看他们表演的节目。”
这天，由厦门大学、泉州师范学院、漳州师范学院和湖南文理学院四所高校志愿者共同捐建、藏书近4万册的“屈原乡村图书馆” 正式开馆，由学生和当地农民联合表演的一台文艺节目吸引了村民们。据悉，“屈原乡村图书馆”是目前国内藏书最多的一座完全由志愿者捐建的乡村图书馆。
因为年龄稍大且学历最高，加上又是当地人，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在读行政管理专业博士生刘优良自然成了这支大学生志愿者队伍的“带头人”。
“为了这次乡村之行，我们准备了半年多。”他擦了一把脸上的汗水，笑嘻嘻地在滚热的太阳下边与记者交流边和熟悉的村民打招呼。
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刘优良带着来自四所高校的27名志愿者吃住在村民家里，寂静的玉龙村一下子像当地的天气一样热了起来。白天，大学生们下田和农民一起抢收抢种水稻，晚上，大学生们搬把椅子和村民一起坐在户外乘凉。“乘凉的时候我们就和农民拉歌。而且，我们还举办了乡村读书会和诗歌朗诵会，在村子里露天放电影。村民已经有好多年没有放开唱歌了，更没有看过露天电影了，他们乐得个个不想回屋睡觉。”
大学生们每开展一次活动，都提前在村里显眼的地方贴出海报。“我们为村子里每一家庭免费照了一张全家福；给乡村养老院老人送慰问品；培训具有特长的农村孩子；给留守儿童进行义务家教；帮助缺少劳力的家庭到田间劳动，以及为屈原纪念馆旅游规划出谋划策、对‘屈原乡村图书馆’的图书进行整理……”
与此同时，大学生们还邀请有关专家开展了“屈原与汨罗”、“我们农民的权利”和水稻种植、生猪养殖等农业、畜牧知识为主题的乡村讲座。“听了这些讲座后，有村民就说，住了一辈子才知道家乡原来还与屈原有关系，养了几十年猪才知道还要讲科学……”刘优良说。
7月20日，是大学生志愿者撤离的日子。“这天，村民们自发地把我们送出好远，拼命地往我们的旅行包里塞农产品……还有的村民眼泪汪汪地对我们说，你们以后还要来啊，你们在玉龙村呆的这几天，村里天天热闹得像过年！”一位泉州师范学院的女大学生说。
B “乡村文化的网络干预模式”
今年36岁的刘优良是湖南汨罗新塘乡玉龙村人，系武警湖南总队副团职助理员，中校警衔。2002年6月，他在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职学习，获文学硕士学位。2005年9月，考入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攻读行政管理专业博士学位，他的研究方向主要是政策分析与地方政府治理。
“我对乡村的政府治理这一课题有浓厚的兴趣。”2006年10月，刘优良与厦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读硕士生上官文宾通过网络相识，共同的“乡村情结”使两人走到了一起，决定利用自身的优势发起捐建乡村图书馆。“这一想法在网上公布后很快就得到了闽南三所大学学生的积极响应。去年12月下旬，第一批志愿者在厦门大学聚会，推举我利用寒假的机会回汨罗考察图书馆的选址。”不想，当刘优良回到家乡，村民们大都反应漠然。有的村民甚至说：“你刘博士有本事给家乡搞点钱来多干脆，搞个图书馆有几个人会去看那些书？”
“因为我们主张建在最普通的乡村和民众中，要有强烈的乡村色彩，让村民自我管理，让乡村文化自我成长。正是由于这些，在图书馆选址的问题上遇到了许多难以想像的困难……当时，我们手头只有200多本书，并且要求图书馆馆长是无偿服务的。单纯靠几本书是产生不了什么经济效益的，村民大都比较注重现实，他们那样说我自然还是很理解的。”这之后，刘优良去了闽南农村考察，“正在犹豫的时候，家乡的刘金科、刘金海兄弟打来电话愿意腾出房子作图书馆，才使我们这些志愿者坚定了信心！”
馆址确定后，从网上到网下，从汩罗到厦门，从村民到高校学生、市民，各界的人们携起手来。“我们这样做完全是一种纯粹的民间联动。我们做的这个图书馆，实际上是一个新型的农村文化中心，今后还要陆续建成篮球场等体育设施和村民开会议事的场所。通过我们的努力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乡村电影放映队，每年春秋两季的乡村(学校)运动会以及乡村的歌咏、舞蹈比赛等。我们的行动是深入乡村并带去名副其实的公共利益，同时也为热衷于乡村的研究者提供一个田野考察的据点，让那些人类学、社会学学者来这里进行课题研究……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行动是一个模式，一种理念，它可纳入‘地方政府治理与公共服务提供’等课题研究范畴，也可以称作‘乡村文化的网络干预模式’。”一说起乡村，平时言语不多的刘优良话就特别多。
C “村民们太渴望有人关怀”
刘优良一行这次是带着“乡村文化之殇与网络干预模式的建构”和“农民家庭的分离与流动的危机”两个乡村调研课题住进玉龙村的。
7月21日，转道长沙准备回福建的上官文宾对记者说：“在我们家乡，电视几乎是村民惟一的娱乐方式，对于习惯阅读的人来说，整个乡村几乎找不到可供阅读的书刊报纸。去年寒假，我回家过年，发现很多村民都在赌博。”
王龙村地处汨罗市新塘冲北岸，由六个自然村落组成，在78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居住着551户农民、2106人，该村有耕地1632亩，村民们基本上靠种田为生。就是这样一个村子，历年来却培育了56名大学生、5名研究生和3名博士。“该村每年都有800名青壮年劳务输出，经济收入可达一千多万元，农民外出打工赚回来的钱主要用于改造各自的居住条件……村里惟一的一所小学，5位教师年龄都在50岁以上，学校原有的132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有50%处于空闲状态并成为危房。最为严重的是，该村基本上没有村级财政收入，1997至2002年，这个村因建学校亏欠了32万元债务，至今无力偿还。”说起王龙村的情况，刘优良如数家珍。
与上官文宾说的闽南农村一样，王龙村村民家里除了学生的课本外也没其他的书籍。“而且，近几年地下私彩在村子里非常泛滥，业余时间，村民们在一起谈论最多就是如何解读私彩的所谓玄机……可以这样说，每次回家，看到家乡存在的一些问题，内心很焦急，很想出点力，做点什么。我想，加强文化教育应该是比修路、比赚钱致富更重要的事情。”作为一名研究公共关系的在读博士，刘优良更心疼的是家乡许多传统的流失。“我们在村子里呆的这几天与其说是村民的积极性、自主性被调动起来了，不如说是他们多年来太渴望有人关怀、有人过问的心思被激发了。”刘优良说。
上官文宾说：“现在，农村农业税取消后，经过这几年经济的发展，许多农村的基本生活已经有了保障。生存问题解决后，村民们所要求的便是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农村现在十分缺乏医疗、教育、文化娱乐、图书馆等这些公共设施。但国家的公共财政在这些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投入，正是这样，农民对乡村图书馆这样的设施很欢迎。”
D 建议厦大成立“乡村试验学院”
刘优良带领的这支大学生志愿者团队给玉龙村带来了许多新的变化，有的甚至还是该村近20年来的“第一”：村里第一次来了这么多大学生和省、市、县的干部；孩子们第一次看到了这么多书；第一次通过全体村民大会民主选举刘金科为“屈原乡村图书馆”馆长；第一次花鼓戏演出和在村里演出一台完整的文艺节目……
刘优良他们此行原本是急于改变乡村某些东西，但是，在与村民同吃同住了几天后，他们发现干预模式是行不通的。“我们试图改变乡村某些东西，不想自己先被改变了。为什么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几乎集体失语？我这次可算找到了答案：农民其实并不欢迎外界的干预，更多的时候，他们需要的是来自外界的尊重和信息，进而自主地组织起来对乡村实施某些改变。这种改变虽然缓慢，但却是深刻有效的。”
大学生们满腔热情自费而来，开始两天却吃了不少“闭门羹”。“我们好心好意免费为村民照一张全家福，但村民就是不相信。后来，我们就进村民的家与他们拉家常，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后，想照全家福的人络绎不绝地来了。”7月17日晚上，大学生志愿者团队想在当地的敬老院放一场露天电影给那些老人看，但老人们却并不买账。原因很简单，当地的一个庙会活动准备唱花鼓戏……说观念落后也好，还是农民不懂得现代艺术也好，但农村的现实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总感觉农村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是农民到底需要什么？问题出在哪？却往往并不知情。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知识分子和学者精英自觉地将乡村建设视为救国的途径，开展了如火如荼的乡村实践。百年过去，这种实践却并没有完成。如今，农业、农村、农民或许缺这样那样的资源，但多年来最缺的还是制度资源和政策关怀。”
“我们认为，要改变中国乡村的现实，只有一点一滴的去改变。只要长时间坚持，大家都参与，就会有改变。如果我们捐建的乡村图书馆没有什么用，或者哪一天关门了，没有关系。我们相信，总会有人用热情的目光支持我们。”刘优良说的没错，近些年一直“隐居”在距离玉龙村不远，边写作边思考乡村问题的著名作家韩少功在闻知他们的行动后，特地签名给每一位大学生志愿者送来了前不久出版的新书。
“农民思想观念上的转变，其难度要远远大于物质的现代化。”7月18日，刘优良在电话里告诉记者，下一步他准备给厦门大学提出成立“乡村试验学院”的建议。“我们要让更多的人关注乡村，真正地让乡村在我们这代人手里有所改变。”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