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辱“洋关”
一般人提及 “海关”，更容易联想到沿海口岸，对其在内陆地区的设立，从字面理解上表示诧异。据现在的长沙海关关员称，他们就经常被人问到，湖南又不临海，怎么有海关?
事实上，“海关”，在中国最早起源于西周时期(约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771年)，当时称“关”，“关卡”。直至唐朝以前，这些关卡一直设立在陆地，是为陆地关。到了唐宋元明4朝，海上交通贸易发展，即设“市舶司”，“市舶司”设于沿海，其实就是“海关”。但到了清初，“海关”一词才正式使用。
需要特别一提的是，19世纪中叶以前，“海关”一直由清政府自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海关丧失自主权力，由1000多名分属约20个国籍(英籍人员超过一半)的洋员位居要职，名义上的“中国海关”成为事实上的“洋关”。
直到1949年4月，最后一个把持海关的“总税务司”美国人李度随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近百年屈辱的“半殖民地性质的海关制度”才得以彻底结束。
同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在北京成立。第二年4月，当时的国家副主席刘少奇欣慰地表示，“我们已把中国大门的钥匙放在自己的袋子里”。
在湖南，1898年岳州(今岳阳市)开埠，设立岳州关，1938年关闭，其三栋建筑“上洋关”、“中洋关”、“下洋关”，如今仅存“上洋关”在城陵矶；1904年长沙开埠，设立长沙关，1945年裁撤，其大部分房产已毁，仅留“公廨”(办公地)一栋于橘子洲。
以后，直到1985年，政府重建长沙海关，1988年重建岳阳海关。所以，从时间跨度上讲，1945年至1984年，湖南未设海关机构。而1945年以前的长沙关、岳州关“洋关”旧址也就成为近代中国海关发展变迁及一段被侵犯被奴役被凌辱历史的重要见证。
寻遗橘子洲
长沙关设立之时，曾在长沙城大西门、水陆洲等处建置房产，但大部分部分在1938年的“文夕大火”与1940年的日机空袭中被毁。如今仅剩一栋“公廨”，现为湖南省商业集团职工居住。
“公廨”旧址位于现在的橘子洲中村210号。1904年长沙辟为商埠后，橘子洲就因其既具“清寒水气，萧疏落木”的宁静，又可观“隔江繁灯”，被外国殖民者首选为“安乐窝”。
据有关资料记载，自1911年英国领事馆率先在洲上建房，短短十几年间，数十栋别墅洋房和公用建筑遍布洲上，其所占土地为橘子洲总面积的40％。海关“公廨”是其中之一，也是目前橘子洲仅剩的两处外国建筑之一(另一处为英国领事馆)。
由湘江大桥中端南折，从引桥上即见繁茂树影中的“公廨”屋角。远远看它，那种典雅华丽的欧陆风格已有了沧桑凋败的感觉。
下引桥，左行30米，有一扇铁门，无标志。院内有杂乱建筑。“公廨”就坐落在院内地势偏高处，为一栋中西合璧式2层楼房，占地约800平方米，坐西朝东，楼体呈米黄色，砖木结构，花岗石墙基。外部鹅石墙面已然陈旧斑驳，但整体风格仍显华贵与气派。
一位姓黎的一楼住户告诉记者，现在楼里只住了四五户人家，基本上是“商业集团的职工”，“原来住的多些，都搬出去了，这是旧房子嘛”。黎不是商业集团的职工，他是外地来长沙做生意的，租住在“洋楼”已有四五年，每月租金100来块钱。
记者看到黎的厨房由原来的房间隔出，甬道门框上的花纹图案已被熏黑。记者问黎是否清楚这栋“洋楼”的历史，黎说“知道一点，是英国人的房子”，但黎不知道它是“文物”。
再往楼上去，木制楼梯依然坚固，但触手之处，尘垢深厚，高阔的木板走道上也堆满了废旧家具、杂物，房门则一律深锁。
旧日场景难以揣测，历史的回音似乎也已不可辨析。“(海关)税务司年薪高达白银1000两，高级洋员拥有私馆、别墅、仆役等，华员薪金平均不到洋员薪金的十分之一”，记者仅能从这样一些零星资料中，想象这栋建筑中当年属于殖民主义特有的“优越、傲慢与奢华”。
“上洋关”里的平民生活
在长沙开关之前，地处当时岳州城北洞庭湖入江口的城陵矾，已更早地被英国收为“囊中之物。”
1898年3月，岳州被英国人要求开为商埠。1899年11月13日，岳州关在城陵矶正式开关。当时立有“岳州关地界”碑(现为岳阳海关收藏)。
1900年6月，税务司“照岳州关监督”，要求“将海关一应办公馆改建于(城陵矾)附近东南山上”。
1901年，三栋“荷兰式二层楼房及配套建筑”，“坐落高阜，濒临大江”，呈“品”字形赫然立于洞庭湖畔的小山头，被分别称为“上洋关”、“中洋关”、“下洋关”。
6月20日中午，记者冒着一场豪雨来到距岳阳市区10公里左右的城陵矶。站在残存的最后一座“上洋关”的小山头上，远眺洞庭，依稀还能领略到水天苍茫的雄浑气势。
如今的“上洋关”属长江干线航道养护费城陵矶征稽站，楼房被用为10户退休职工的生活用房。
“上洋关”建筑外墙已有霉变，楼房周围杂乱添建了一排“鸡鸭舍”，楼里格局也被住户做了些隔断。但老实说，作为一栋老建筑，一百年来，只有岁月的侵蚀和各种人为的损坏而并米得到任何修护，“上洋关”目前整体状况保存还算可以。
住在“上洋关”的退休老人们，包括楼房边上非常茂郁的花花草草，似乎也给这栋特殊的建筑注入了更多的平民生活气息。与橘子洲的“公廨”一样，“上洋关”木制的楼梯、楼板，虽已陈旧，但仍显得坚固，而因为未曾截断的人迹，甚至更容易让人沉人对往昔时光的追溯。
住在一楼，80多岁的刘老太太还告诉记者，她以前住在“下面，住在‘下洋关’，前些年拆了”，才搬到“上洋关”来的。她说被拆掉的“中洋关”、“下洋关”跟“‘上洋关’一样好住”。
据称，岳州关其它房产在抗日战争时期均遭破坏，城陵矶“三关”被侵华日寇作为司令部，因而未被毁损。直至1990年和1995年，岳阳建“城陵矶客运码头”及外贸码头，“中洋关”与“下洋关”才被拆除。
另外一个退休老人说，他知道这个楼在申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但不知道批下来了没有。记者告诉他已经批了。他说，他们暂时还没听说需要搬迁什么的。
“飞地”
《湖南省志》1962年版第一卷称，“岳阳被开为商埠，是帝国主义经济势力侵入湖南的开始”。岳州关的设立，也就意味着湖南自此门户洞开。
记者于相关历史记载中查知，1898年岳州关开埠设关，从“奏请总理衙门”到“筹备开关”、“勘察关址”，直至“行政、人事设立”，所有环节都由“英国驻华公使、领事等”操持。1899年11月13日，岳州关在城陵矶正式开关，除“傀儡”行政职务——“岳州关监督”由原驻常德的岳常澧道张鸿顺担任，其要害实职如“税务司”全由英国人充任。
1904年7月长沙开关。其筹办流程与岳州关一模一样，只是“操办者”除了英国人又再加上了日本人。“勘地”是英国人，“埠界及商埠等章程”则是与“日本驻汉领事”商定，“并经日本政府核准”，再“由长沙巡抚与日本领事签押”。
记者从尚在修订的《长沙海关志》资料稿中还发现两份表——《岳州关税务司、监督名录》(1899年——1941年)、《长沙关税务司、监督名录》(1904年——1945年)。两个关41年78任“税务司”、‘代理税务司”，仅有10名中国人，而这10名中国人还全部是“代理税务司”。其余68名把持长沙、岳州关要职的全部是“洋人”，分别来自英、美、德、日、意、葡、挪威、丹麦等，其中前四国占绝对比例。包括长沙、岳州在内的“洋关”都常常“与租界连在一起，或在租界之内，或成为不是租界的租界”，“一般华人无权进入”，同时，“洋关”还攫取了海关业务以外的特权，强权控制口岸一切进出境活动。岳州、长沙两个凭借洞庭湖通江达海的口岸由此成为“古老中国大地上外国列强的‘飞地”。
在这种“洋”字遮天的背景下，长沙关、岳州关这两个名义上的中国内陆海关，其建筑以鲜明的欧陆风格“横空出世”，也就丝毫不足为怪。历史，尤其是屈辱的历史是不能淡忘的。
（《长沙晚报》 2002年6月21日 刘钦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