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嘉淦(1683年一1753年)，字锡公，山西兴县人，是雍乾两朝要员，历办学政、盐务、河工等要差，官至工、刑二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史载他居官自戒八约：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
孙嘉淦30岁时，即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成进士。在此之前，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遍游中国，而使他受益最深的一次游历是从山西进山东，下江浙，再从江西达楚汉名城长沙。他在记录这次历程的《南游记》中留下了对长沙的3个印象。
一是长沙“风俗胜于三吴两浙”。他过萍乡，登舟经醴陵，出渌口，至湘江，见这里的百姓“男事耕耘兼以商贾，女皆纺织”，“其勤俭习事，有唐魏之风”，且人们打份俊俏、善于言辞，他认为这是楚国独有的风习熏染所致。
二是入游长沙，“花鸟水石，皆有会心”，“山林雅旷，水土平良”，康熙中后期的长沙已是除旧布新，社会安定，两相对比，孙嘉淦对此地曾为“古迁客骚人痛哭流涕之所”颇生感叹，他认为，贾谊贬为长沙王太傅，后“抑郁以死“，是太“不自克”了。他登岳麓山，泛橘洲，触景生情，想到宋哲宗朝事奸奸臣章悼而贬谪来湘的两位兼为理学大师的大臣，“今过其地，想见其为人”。这二人一位是任右正言的邹志完。邹贬官衡州，路经长沙，潭州(今长沙)知州温益下逐客令，不许邹入长沙城，但河西的岳麓寺僧收留并款待邹。为纪念邹，张栻在岳麓寺旁筑“道乡(邹志完的号)台”。孙嘉淦登上道乡台，发出“凡地之美恶，视乎其人，不择地而安之，皆可安也”的感慨。道乡台今在湖大教师宿舍稻香村附近。另一位是任中书侍郎的范质夫(范仲淹次子)。孙在游记中追述了范的一个动人故事：范质夫事忤奸臣章悼而被贬官永州，范的夫人一路上骂章悼不止；范但听不言。过橘洲时，范一家所乘的船倾覆了，范质夫把夫人救上岸后幽默地说：这次在湘江中翻了船也是章悼所加害。孙在游记中对范的广阔胸怀深表“服膺”。
孙嘉淦游长沙的第三个印象是对包括长沙在内的两湖地区的繁华景象深为赞叹。孙嘉淦在游历了山东、江苏、浙江、江西之后，才发现只有湖南、湖北“水陆之冲，舟车辐辏，百货所聚，商贾云屯。其山川之雄壮，民物之繁华，南北两京而外，无过于此也。”长沙在康熙中后期的繁盛可见一斑。
（《长沙晚报》 2002年1月22日 陈先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