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3月底，市委中心组举行了“解放思想大讨论”第一次集体学习活动。著名经济学家、原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兼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刘福垣教授围绕“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主题，结合自己的专业，为参与学习的全体成员作了一场生动的辅导讲座。虽为一家之言，但具有启发意义。（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成文，标题为编辑拟定添加，未经本人审核）。
进一步解放思想，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两个问题：一是怎样理解当前的解放思想；二是我们当前要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
怎样理解当前的解放思想
关键点
●解放思想没有“禁区”，但有原则
●解放思想就是要让不同的思想有对立统一
●中国目前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转变生产方式
●以人为本是解放思想的法宝
改革开放30年，我们取得的成就世界瞩目。但要取得更大的发展，首先必须弄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了什么阶段；其次要明确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我们的方向有没有偏差，如果有，原因何在？如何纠正？要把这些问题认识清楚，必须坚持解放思想。
在指导思想上，解放思想不能有“禁区”。以往的解放思想，很大程度上是“领导”解放“干部”的思想。今天，以往的“训政”方法已经不再符合时代的要求，应当是广大干部、人民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命运来认真地思考中国的问题，这是全民的思想解放运动。但是，没有“禁区”，要有“原则”，那就是实事求是、分清是非、辨明真伪。这样才能坚定我们前进的方向。
目前，学界对改革开放的极端看法主要分为两大阵营：一派是所谓的“新左派”。一些老干部和“左派”学者，对30年的改革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对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没有一个客观的评价，上纲上线，用传统的乃至旧计划经济那一套思路来看待改革开放；另一派是所谓的“民主派”或“新自由派”，主张民主社会主义，承认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但是他们认为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严重滞后。但这两派都各持己见，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他们理论研究不彻底，有严重的片面性。我们解放思想，就是要让不同的思想得到充分探讨。探讨没禁区，但基本立论要正确。比如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争论，我个人的看法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从来就是先行的而不是滞后的，而且改革速度是相当快的。有的学者“骑着毛驴找毛驴”，总认为没有以西方那一套普世的政治体制为范式改革，就不是改革。广大干部群众直至“两会”代表们的言论自由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单独地搞政治体制改革是历史的倒退，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不可分割，应同时进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生产方式的转变问题。我们现在的口号太多，动不动就这个“化”那个“主义”，有没有把这些定义校准？很值得怀疑。必须要破除迷雾，才能坐下来讨论问题。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解放思想的法宝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我们党和国家提出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根本思想。
当前要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
关键点
●给当前的发展一个准确的时空定位，把思想从对自己的不全面估价中解放出来
●“一个国家，两个时代”问题是国内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这个问题在新一轮解放思想中必须重新认识
●解决“两个时代”问题的关键在于切实转变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身份和分工角色
一、如何给我们国家一个准确的时间和空间定位，这是一个定性的问题
有外国人称：中国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这话虽不准确，但反映一个现象：660个城市是日新月异，可是农村呢，我们可以从两本书——《中国农民调查》、《我和总理说实话》——看出个一二。目前我国农村特别是中部人口密度大的地区的情况不容乐观，城乡发展极度不平衡。这些年我国经济以平均每年9．8％的速度增长，有人觉得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发达国家为了自身利益也在“忽悠”中国人：中国是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要承担大国责任；要甘当世界制造业的火车头。我们该怎么客观地看待呢？美国人均GDP是4．3万美元，日本人均GDP是3．8万美元，中国仅有1500美元。他们增长1％比我们增长10％还要多许多倍。基数不一样，人均基数也不一样，GDP的增长没有可比性。所以我们解放思想，首先就要从对自己的不全面估价中解放出来，不可盲目沾沾自喜。
那么，如何给我们一个准确的定位呢？从哲学的理论上说，我们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能给中国定性的矛盾，才是我们现在要抓的主要矛盾。
时空定位，“时”是指我们的发展阶段，“空”是指我们在地球上的排位。
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中国目前的时空定位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拄着一个大拐杖。我国去年的24．7万亿GDP，在全世界排名第四。毫无疑问，我们是一个大国，但是，大而不强，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进出口。进出口这个大拐杖，支撑了“体重”的60％～70％。一旦拿走拐杖，巨人将轰然倒地。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国内经济的经脉尚未打通，真正统一的完备的市场并没有形成。目前我们的对外贸易顺差很大，这是好事还是坏事？美国逼迫中国人民币升值是一种战略，因为他们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凡是敌人拥护的就是我们反对的”，事实上，目前人民币升值只是一种相对的升值，因为美元贬值比人民币快，所以造成了假象。实际上人民币正在贬值，且程度比以往都大。因为美元的价值和黄金不挂钩，美国现在通过大量印美元把逆差消耗。
我们改革开放交了30年的学费，必须看清楚自己在国际上的位置。当今世界，谁是“老板”，并不是看谁是公有制，谁是私有制，而是看谁拿到了最大的剩余价值。而我们创造的剩余价值在内被大量浪费，在外被国外消费者拿走了。企业老板剩余价值少了，怎么办呢？就从工人的工资里扣除。我们对外贸易顺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有廉价的劳动力。发展中国家用工廉价，我国又是农业人口大国，农民工劳动报酬是很低的。中国的企业老板并不是真的“老板”，而是“工头”，和工人一起为外国人打工。这就是我们在地球上的位置！
从大范围来说，我们当前经济发展还在走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的路子，能不吃亏吗？而且，我们在国际贸易中总是处于被动地位，只有辩护的份，没有话语权。要扔掉这个大拐杖，必须解决好国内的矛盾，打通国内经济良性运行的经脉。
二、“两个时代”的问题
国内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主要原因就是——“一个国家、两个时代”，这个问题是要在解放思想中重新认识的。中国社会现在是一面阴、一面阳。阳面阴面三七开。
●阳面——城市处于基本实现现代化时代
阳面是全国660个城市的三五亿人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换方式和发展方式已和欧、美、日等国家处在一个时代——劳动力转化为商品，货币转化为资本。我们的660个城市用传统观念看，很大程度上已经基本实现了现代化。有的领导老是喜欢提“率先实现现代化”，但如果不能真正弄懂今天的“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我们就难以驱散现代化的迷雾，走出现代化的陷阱。
“现代化”很重要，如何把握准这三个字，很多人只理解了一个“现”字，不知道“代”为何物，也不知道要“化”什么，把“现代化”等同于科学技术、市场竞争、致富发财等。“现代化”这三个字，不但要分开来念，还要倒过来念，要搞清楚当代是什么时代。
中科院每年编一本《中国现代化报告》，采用几十个国际通用的指标，说得不客气一点，这些指标，实际都是以GNP分解的大国模型的账本。以经济增长的数据来分析诸如人均占有绿地等问题，完全是一个占有量的问题；而发展和现代化的根本问题，要解决的不是发财的问题，而是用什么样的方式生产GDP、如何分配GDP的问题。
问题的关键在于大多人忽略了时代的“代”，有关现代化的指标这么多，那么，什么才是真正衡量现代化的指标？我们所说的GDP，是当年新创造的价值。一半是人工耗费，一半是毛利润。一旦毛利润超过人工耗费，生产方式就变成了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剩余价值率的问题。为什么许多专家学者都不爱提这个词呢？因为这个词不好听。马克思称其为“剥削率”。但是这恰恰是生产关系的最核心变化，把它抽掉将无从发展。我们一些同志，把小平同志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误解成了“增长才是硬道理”，这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容易陷入的一个误区。
“现代化”要“化”什么呢？像我们这样一个农耕文明久长、农村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现代化的主要对象、最大难题是农民。实现现代化，首先就要转化农民的身份和分工角色。所谓的“发展中国家”都是二战前后民族独立、政权变革成立的国家，包括中国。60年来两代人艰苦卓绝的努力，竟然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为什么？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陷入了发达国家的指标体系陷阱，搞达标、就增长论增长，忘掉了什么是发展。发展中国家抽象了发展，把发展当作“发财”，围着GDP转，没有注重发展的方式。这是西方经济学给社会主义国家设置的“八卦阵”。
●阴面——农村绝大部分还在封建“小农”经济时代。
阴面是我国2．6亿小农户，耕种18．37亿亩耕地，平均每户7．1亩，这还只是全国水旱地平均的数据，湖南应该更少。小农户2006年的人均年收入是3587元，2007年是4140元。这是怎么得来的？50％多是打工收入，3％～5％是中央财政转移支出，还有3％～5％是家庭的非农经营。靠那人均7．1亩地，连一半的人均收入都挣不回来。
解决“三农”问题，建设新农村，各地都提出了一个十分响亮的口号——“农业产业化”。“农业产业化”这个口号，不准确把握其概念的意义，就不宜“大呼隆”。为什么？站在“小农”经济的“发财致富”的角度来看，农业现在已经没有生产性了。站在市场经济的角度，要具有生产性就要有剩余价值，要纳税。2006年农民免税，这非常理智。农业生产没有毛利润，就没有必要纳税，税的来源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态，农业在今天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已没有剩余价值。现在的农业，无论是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还是“小农”经济的主体，都是不够格的，所以才出现了2亿多农民工。
我们国家8、9亿人口所在的地区，处于一个什么时代？是封建时代的“小农”经济在21世纪中国的活化石。我国每年下达那么多文件，出台那么多政策，是想对农业实行保护，但实际上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保护农民、保护农业的问题，保护的只是一个小生产方式。要驱散思想迷雾，就必须破除“就地消化农民”的生产方式。“农业产业化”不能造成误导，这种“农业产业化”必须与整个现代化、工业化和全面市场化相一致。
三、解决农民问题需要的思想转变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战场，头十年不在农村，而在城市。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认为，运用政策引导农民退回农村这个方法并不可行。
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主义体现在哪里？最终就是养老、医疗、教育、住宅都得到位，尤其是社会保障。能做得到吗？我们现在的状况是：城市农村人口比例是3∶7。3个人能养得起7个人吗？农村变了，农民富了，第一件大事就是盖房子。但新农村的“新”不是指新房子，而是新的体制、新的生产方式。所谓的“城乡一体化”的“体”，是一种能够创造剩余价值和税收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是“剩余价值大部分归社会”的“主义”。还有一个问题：新农村的村民应该是未来的“农场主”。要实现真正的现代化，90％的农民都必须离开农村。
因此，新农村建设的主战场，头10年不在农村，而在城市。农民需要的不是城市的补贴，而是走进城市，实现身份的转变。韩国、日本的农村，既不是社会主义的农村，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农村，而是绿化祖国、养活老人的地方，是社会保障的特殊形式，这些国家城市和农村人口的比例是9∶1，能够养活，我们却不行，因为基本国情有根本性的不同，我们不能盲目学习，只能在城市解决问题。
●农民问题的解决必须挖掉“四座大山”，社会保障位居第一。
我们的“阴阳线”上压了“四座大山”：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宅。在城里，农民工无法安生，只能像候鸟一样迁徙。这些农民站在这个阴阳线上，承担了产业工人的职能，创造的GDP超过了总量的50％，却还是背着“农民”的帽子。城市给他们的是“二等公民”的待遇，我们给他们的只是城市人一半的工资，就因为他们在农村还有地有房。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一个人都是一定经济关系的人格化，农民工的身上，一半承载着“劳资关系”，即资本的剥削关系；一半是封建的“超剥削关系”。目前农民工同工不同酬，在农民身上没有体现社会主义经济关系。
我们现在的民工潮，意义可与长征相媲美。长征解决的是“改朝”的问题，而民工潮体现的是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转变成了市场经济的主体，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的身份的转变。
“以人为本”，是把发展的本质当作人的变化。而人的变化，是社会角色和分工的变化，而不是眼前利益和政府补贴。
中国农民转变身份的物质和技术条件正在成熟。解放思想，我们必须正视以往的“就地消化农民”等思想阻碍了发展，要认识到是城市拖了农民的后腿，而不是农业拖了城市和工业的后腿。人类历史上的3次大分工，都是以农业的剩余劳动为基础的，而我们农业的剩余劳动早就有了雄厚的积累，关键是城市吸收不了。这是工业分散、无法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的后果。中国的农民工不能进入城市，就是被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宅这四座大山挡在了门外。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在城市挖这“四座大山”。社会保障居于第一位。
社会保障首先要解决的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而是有没有想明白的问题。社会保障三种路线的选择：社会救济、商业保险、社会保障，这不是技术层面上的，而是封建社会、私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三种社会形态的选择。社会救济是封建社会的措施；商业保险是把“按需分配”用终生制度固定起来；而社会保障是在按要素分配的基础上，加了一个按需分配的因素。社会保障也不光指社会保险，而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和生产制度，在按劳分配的基础上把个人财产、政府财产、社会财产绑在一起按需分配，按目标补贴。发达国家在这一方面，经历了几百年的探索，现在实行了较为合理的社会保障。我们的私有制在发展，社会保障却是由国家负担，这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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