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楼远眺，湘江北去，三桥横跨，江声日夜下洞庭；渔舟唱晚，“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桔子洲头，岳麓山上，郁郁葱葱，房舍掩映，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江阁之东，高楼鳞次栉比，古城新貌，尽收眼底。此则杜甫江阁之大观也！
我的思绪乘着诗篇，飞到草堂，我见到茅屋为秋风所破；飞到新安、潼关、石壕，我目睹“有吏夜捉人”和撕人心肝的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凄惨景象也浮现在我眼前！诗人忧国忧民的崇高情怀，永远启迪着后人！
杜甫为避安史战乱，携妻儿到处逃难。他58岁那年，即唐大历4年（公元769年）春，坐船由洞庭湖入湖南。次年秋，即唐大历5年（公元770年），他坐船从长沙返洞庭湖，经汨罗江前往平江县求医，途中不幸病逝，享年59岁。其归葬之地为湖南省平江县安定镇小田村，杜甫墓始建于唐朝，2002年，平江县人民政府进行修缮，并在墓前修建“诗圣广场”，形成杜甫墓风景名胜区。杜甫生命的最后两年是在湖南度过的，逝于斯葬于斯，湖南人民对杜甫有着更深的感情。
杜甫在漂泊途中，曾三次到长沙，以舟为家住过一年多，写有八首诗。江阁两旁有许多杜诗碑刻，大多是他流寓湖南时所作。如由著名金石雕刻家李立用篆书刻写的《江南逢李龟年》，就是杜甫在长沙写的最有名的一首绝句：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李龟年，唐朝著名歌唱家，晚年流落江南。杜甫年轻时听过他唱歌并为之倾倒，想不到几十年后在长沙相遇，无限感慨，故作此诗。岐王，唐玄宗之弟李范；崔九，玄宗重臣。《唐诗三百首》的编者蘅塘退士孙洙说，此诗“世运之治乱，年华之盛衰，彼此之凄凉流落，均在其中”。
大历5年秋，杜甫在长沙写下最后一首七律《长沙送李十一衔》，由著名书法家何满宗用草书刻石于江阁之左，诗曰：
与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
远愧尚方曾赐履，竟非吾土倦登楼。
久存胶漆应难并，一辱泥涂遂晚收。
李杜齐名真忝窃，朔云寒菊倍离忧。
李衔，排行第十一，杜甫旧友。将此诗试译如下：与你一道在西康州（陕西同谷县）避战乱，离今在洞庭湖附近相逢，已经十二个年头了。我远离朝廷感到惭愧，是因为朝廷授予我检校工部员外郎并赐绯鱼袋，而我却未曾尽职。我流寓异地觉得十分倦怠，不曾象王粲一样去登楼赋诗。你对我的友情坚如胶漆，无人可与比并。我从左拾遗贬官后如陷入泥涂，一蹶不振，年老无成。李膺和杜密齐名，他俩友谊长存，真使我暗地有愧。朔云寒菊时节，李衔将由长沙回长安，使我倍感离别的忧愁。
我徜徉在杜诗碑刻之中，吟诵着诗句，仿佛回到那久远的年代，看到杜甫乘一叶扁舟，溯江而上来到长沙。诗人已重病在身，患消竭症（糖尿病），病肺（哮喘），耳失聪，目暗视力大为减退。可诗人关心的是国家的命运，人民的疾苦。在《登岳阳楼》诗中写道“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诗人因忧国忧民而落泪！湘人崇敬杜甫，为弘扬他的崇高精神，学习他的不朽诗篇，建杜甫江阁以纪念之，实为盛举也！
范仲淹说得好“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登杜甫江阁而感慨各不同，也是自然之事。鄙人在怀念诗圣之时，有感到愤愤不平的一件事，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在此将它昭示天下。在那史无前例的岁月，文痞郭沫若为迎合“四人帮”摧毁我中华灿烂文明的需要，出了一本《李白与杜甫》的书，对杜甫极尽贬低谩骂之能事，当时我阅后即掷之于地，十分气愤。不用看内容，只要看一下小标题即可见其恶毒用心：“杜甫的阶级意识”“杜甫的门阀观念”“杜甫的地主生活”“杜甫嗜酒终身”等等，用文革时的所谓阶级分析方法，完全否定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郭还以学阀的口吻，诋毁杜甫的研究家们，尤其是攻击山东大学教授肖涤非先生的研究成果——1957年出版的《杜甫研究》一书（已再版）。郭说“研究家们沿着旧有的立场，对杜甫不采取批判的态度，而是依然全面颂扬”，指责人们称杜甫为“诗圣”“人民诗人”。李白与杜甫，只有创作风格的不同，没有地位高下之分。对“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朝愈早有抨击“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调张籍诗》）。而郭沫若决非一般的扬李抑杜，他在文革中跳出来，抛出此书，是为文革推波助澜。还是韩愈说得好“李杜光焰万丈长”，今日，杜甫江阁耸立于湘江之滨，游人不绝，就是对郭的最好回答！